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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談火生:政治學的學科傳統之爭與中國政治學的未來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23 次 更新時間:2019-06-06 00:31:14

    進入專題: 歐洲傳統     美國傳統     量化研究     質性研究     方法論多元主義  

    談火生  

       內容提要:現代政治學自誕生之初內部就存在不同學科傳統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競爭。從19世紀末到二戰之前,政治學在美國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從歐洲傳統中受益良多,并逐步發展出自身的研究傳統;二戰以后,以美國為代表的科學傳統開始反過來影響歐洲,并引發了以歐洲各國為代表的人文研究傳統的抵抗;進入21世紀,美國政治學界內部出現了歐洲傳統的回歸和兩個傳統走向平衡的訴求。歐洲傳統和美國傳統之間的分合與競爭對未來中國政治學的學科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必須防止政治學學科的“美國化”,保持學科內部不同分支學科、不同研究方法之間的平衡,促進學科的健康發展。

       關 鍵 詞:歐洲傳統  美國傳統  量化研究  質性研究  方法論多元主義

      

       眾所周知,盡管政治學研究很早就有,在西方可以一直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中間經過了古典政治學、中世紀的神學政治學和近代政治學的發展歷程,但是,作為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的現代政治學卻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產物。19世紀后半葉,隨著整個社會科學的獨立和分化,政治學作為一個學科開始擺脫倫理學、法學、歷史學的陰影,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按照華勒斯坦的分析,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科學的學科系統分化形成了三條明確的分界線:(1)對現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與對非現代世界的研究(人類學、東方學)之間的分界線;(2)在對現代世界的研究方面,過去(史學)與現在(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這三門研究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學科)之間的分界線;(3)在探求普遍規律為宗旨的社會科學內部,對市場的研究(經濟學)、對國家的研究(政治學)與對市民社會的研究(社會學)之間的分界線①。

       在100多年的學科發展歷史中,政治學學科內部存在著不同學科傳統之間的相互競爭。有人從分支學科的角度將其分為兩個主要的模塊,即政治哲學傳統和政治科學傳統;有人從研究方法上將其劃分為方法導向的政治學研究傳統和問題導向的政治學研究傳統。本文擬從歷史脈絡將政治學的學科傳統劃分為歐洲傳統和美國傳統。之所以要從歷史的角度來進行梳理,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政治學學科的發展確實扎根于各自的歷史脈絡和社會情境之中,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一分類能更好地解釋二戰以來政治學學科內部的互動,以及其對政治學自身發展的影響。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對政治學學科的歐洲傳統和美國傳統作一點說明。本文理解的政治學的美國傳統,主要指以美國為代表的科學傳統,具體言之,就是行為主義傳統以及與之配套的量化研究方法;政治學的歐洲傳統,主要指以歐洲為代表的人文主義傳統,它強調哲學、法學、歷史學在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強調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尤其是質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強調政治科學和政治理論之間的平衡。在過去的100多年中,這兩個傳統相互競爭,各自都希望保持自身的研究傳統,努力不為對方所俘獲。從實際的效果而言,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傳統一度大獲全勝,歐洲傳統受到排擠。盡管政治學早已進入后行為主義時代,但量化研究方法仍獨步天下,其他研究方法的空間日益狹窄。最近10多年,美國政治學界出現了歐洲傳統復歸的趨勢。系統梳理兩大研究傳統之間的競爭與分合,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未來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方向。

      

       一、選擇性吸收成就美國政治學

      

       我們在追溯現代政治學的源頭時,故事通常是從美國講起的,一般會將188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成立政治學院作為政治學學科建立的標志。詹姆斯·法爾為《劍橋科技史》第七卷“現代社會科學”所撰寫的“政治學”一章就指出,政治學的學科體制首先是在美國建立起來的,這一學科的絕大部分是美國的發明,而且這一狀況一直保持到今天。在歐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這一學科才取得了重大的發展,而且,當時是在美國的影響之下才發展起來的。[1](P266)按照這個判斷,似乎政治學的產生和發展在很長一段時間和歐洲沒有什么關系。其實不然,法爾緊接著又說“這一學科的偉大理論幾乎總是歐洲的,因為它以國家理論為開端”。[1](P266)這句話透露了兩個信息:其一,歐洲及其研究傳統在政治學中非常重要,因為它貢獻了這一學科中幾乎所有的偉大理論。其二,歐洲傳統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它對政治學研究對象的界定,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研究方法。在歐洲傳統中,政治學最重要的研究對象是國家,而不是個體行為。與之相關,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哲學的(對政治價值和理想政體的規范性研究)、歷史的(國家形態的演變及其機理)和法學的(國家的制度安排)。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認真梳理政治學的學科發展就會發現,一方面,盡管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政治學在歐洲建立非常晚,但政治學研究在歐洲卻是起源很早,而且法脈一直未絕;另一方面,盡管作為獨立學科的政治學首先是在美國誕生,但是,其在誕生過程中從歐洲受益良多。因此,我們還是需要回到學科誕生的源頭來考察政治學學科不同學術傳統的分合。

       需要注意的是,當我們講歐洲傳統時,其實是有大而化之之嫌的,因為在歐洲內部,不同國家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從最粗略的意義上講,存在著歐陸傳統和盎格魯—薩克森傳統的差別;從國別上講,英國的政治學研究是哲學取向、歷史取向和科學取向的混合,德國的政治學研究思辨色彩更重,法國的政治學研究則主要沿著行政法的脈絡展開。

       美國政治學早期的發展受歐洲的影響非常大,而且,歐陸傳統和盎格魯—薩克森傳統分別對美國政治學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在研究內容上,美國政治學主要受德國傳統的影響。現在西方政治學界一般將188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成立政治學院作為政治學學科建立的標志,當時的功臣約翰·伯吉斯(John W.Burges)也因此被尊為美國政治科學之父。盡管伯吉斯是美國政治科學之父,但他常常強調政治學的德國根源。美國內戰后,社會學界和政治學界的很多領軍人物紛紛赴德學習,伯吉斯是其中最有能力的一批人之一。他們學成回國之后,在美國從事政治學專業研究,逐漸在美國建立最早的政治學科。如果我們看看哥倫比亞大學早期的課程表就會發現,在這個課程體系中尚未形成美國自己的研究特色;相反,德國國家學的痕跡非常重。按照伯吉斯的解釋,課程是圍繞著國家概念來組織的。低年級主要學習國家的起源和發展,考察政治組織發展的幾個階段,一直到現代憲政國家;隨后,學習現存的國家的實際狀況和法律關系,最后,學習政治哲學的原則,通過比較,避免單純經驗主義的危險。[2](P41-71)政治科學關心的是與國家相關的各種問題:政府及其功能。當然,正如威爾遜所觀察到的,對國家的系統研究并沒有在美國扎下根來,美國人在輸入德國和法國的國家理論時對其進行了重大的修正,從原來的宏大敘事轉化為中觀層次的問題,使之具有研究上的可操作性。[3](P8-11)這也是美國政治學在研究方法上有別于歐洲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研究方法上,美國政治學則主要受盎格魯—薩克森傳統的影響。一個世紀以來,歐洲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爭論,基本分為兩派:一派主張社會科學可以采取自然科學的模式來進行研究;另一派則認為,社會科學應該采取人文學科的模式來進行研究,也就是通過歷史學、解釋學的方式,將其作為社會探究的概念基礎。前者主要以英國為代表,后者則以法德為代表。社會科學在美國的發展有其自身的特點,與歐洲不同的是,美國沒有陷入持久的爭論之中,因此,盡管歐洲的這兩個傳統都傳入了美國,并在美國不同的大學中扎下根來(人文傳統的主要據點在美國政治學的開山鼻祖哥倫比亞大學,自然科學傳統的主要據點則在哈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但是,美國人很快就表現出對自然科學模式的青睞,自然科學模式在19世紀末即在美國取得了統治地位。[4](P2-3)具體到政治學的發展來說,盡管歐洲的兩個政治研究傳統在美國早期政治學的發展過程中也存在競爭,但在一戰期間,兩個傳統之間的沖突得到了解決,伯吉斯代表的德國傳統雖然確立了美國政治學研究的內容,但他在方法論上沒有確立起領導地位。在方法論上,美國政治學選擇了盎格魯—薩克森的科學傳統,并一直延續至今。[5](P85-100)

       20世紀20年代以后,美國政治學的中心已經從哥倫比亞大學轉移到芝加哥大學,查爾斯·梅里亞姆(Charles Merriam)成為這一時期的領軍人物,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國政治學的基本品格。1921年,梅里亞姆發表《政治學研究的現狀》一文,正式提出把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地理人種學、統計學的技術和成果應用于政治學之中,這一年被視為政治科學運動開始的標志。[6](P230)正是通過經驗轉向,二戰之前的美國政治科學才得以徹底擺脫德國和法國的陰影,逐步形成自己的風格。[3](P13)美國政治學研究重心已經從對國家法律制度的靜態研究轉向對政治過程和行為的動態研究,大量引進社會學、心理學、統計學的研究方法,強調對政治現象進行量化分析,[6](P209、219)這一趨勢在20世紀50年代的行為主義那里表現尤為突出。

       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學經歷了一場真正的革命,這場革命的余波至今仍未平息,今日政治學界的諸多爭論仍是在與半個世紀前的這場革命對話。20世紀50年代,政治學所使用的術語完全變了,此前作為政治學核心詞匯的“國家”甚至幾乎從政治學的詞匯表中消失了(除了國際關系領域),以至于到了20世紀80年代需要呼吁“重新將國家帶回來”。行為主義的出現可以說重新設定了政治學這個學科的研究議程。那么,行為主義的革命性到底體現在哪里?答案是:它有選擇地將政治學學科早已存在的某些趨勢激進化。其結果是,盡管“制度”并沒有被人們忘記,但行為確實占據了舞臺的中心,并使制度黯然失色。[7](P487-492)這一時期,政治學研究圍繞著政治系統的穩定問題、政治社會化和合法性等議題展開,其重心是以決策為核心來闡釋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國家概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系統;作為政治科學核心的權力概念也碎片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權威和影響力。在研究方法上,它強調的是量化、測量、理論建構和價值中立的研究。[5](P85-100)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國政治學的地位達到了頂峰。從1880年開始,美國政治科學花了約70年的時間,一步步媳婦熬成了婆,從小學生變成了大先生。

       從以上的梳理中可以發現,美國政治學在誕生之初從歐洲傳統中受益良多,在此過程中,早期主要是德國傳統和法國傳統占據優勢,但最終是英國傳統(而且是英國傳統中的科學傳統)占據了美國政治學的主流并被不斷強化,最終被打造成為政治學的美國傳統。

      

       二、美國傳統的影響與歐洲傳統的抵抗

      

    如果說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之前,政治學學科的發展主要是美國受益于歐洲,那么,20世紀50年代之后則主要是美國反過來影響歐洲。行為主義作為政治科學被介紹到歐洲,歐洲開始關注從美國傳過來的新的政治學議題:壓力集團、投票研究,并追求精確性。美國政治學開始為歐洲政治學設定研究議程。[5]同時,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也讓美國的政治學家們野心勃勃,芝加哥大學的倫納德·懷特(Leonard D.White)將美國政治學者的使命感表露無遺:“我們具有一個以美國的生活方式和美國政府的精神對全世界進行教育,并以它的形象進行改造的實際的使命。”[1](P277)盡管在二戰前,很多工業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已經有一些學者從事政治學研究,但是,只有美國建立了制度化的政治學學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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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gz775.com),欄目:天益學術 > 政治學 > 政治學科建設與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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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 《教學與研究》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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