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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田飛龍:香港反修例運動因暴力而解體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061 次 更新時間:2019-07-07 09:15:03

    進入專題: 香港   逃犯條例   立法會   暴力   法治  

    田飛龍 (進入專欄)  

      

    七一大游行是香港的民主節日,是諸多以“民主”名義涵括之政治社會訴求的總匯集,并且已經逐步形成了警民依法互動及維護基本秩序的和平主義傳統。因此,作為內地人,也常常會將香港的七一大游行作為觀察和理解香港社會復雜性的一扇窗,甚至是域外旅游的一個景觀。然而,2019年的七一大游行沒有了關于“游行人數”的點算之爭,沒有了對游行具體組織者及其訴求新舊結構排序的聚焦和辨析,他們完全被冷落和邊緣化了。取代大游行路線的是一群以“黑衣人”裝扮及暴力行動為標志的香港“勇武路線”的代表,以本土主義青年為主。這一群青年人在占中之后即不斷追求超越傳統泛民主派的和平路線,以勇武路線爭奪香港民主運動領導權、國際代理權以及在選舉和本地媒體生態中尋求“本土主義”政治符號化與話語權突破。此次,他們繼占中突破“違法性禁忌”之后,再次突破“暴力性禁忌”,對香港法治造成遠超占中運動的持續性、結構性傷害。面對香港法治危機,一向頗為溫和理性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陳弘毅教授都連夜發出個人聲明,嚴厲譴責暴力行徑及黑衣人的政治脅迫行為,與公民黨“大狀”聲明做嚴格切割,視之為“法律人的悲哀”。                        

       反修例運動因特區政府主推逃犯條例修訂引入“個案移送”制度而起,最初觸及商界大佬安危顧慮,繼而波及香港普通市民對內地體制與法治的深刻疑慮甚至恐懼,進而有美國、臺灣等外部勢力根據各自“戰略性利益”強勢介入,推波助瀾。運動初期,特區政府對修例風險嚴重估計不足,只作為普通立法事務對待,預期社會不會產生較大反彈。這里存在香港“公務員治港”的政治判斷與風險管控的視野和能力局限。  

       6月份,經過數次幾十萬人的街頭游行,反對派“挾群眾自重”,不斷加碼政治訴求,除了完全撤回修例外,還要求特首下臺、取消暴亂定性及控罪以及追懲濫權警察等。面對已經高度廣場化的社會運動以及分裂分化的社會民意,特區政府選擇了無限期暫停修例,并對既往工作程序和方法做出檢討,特首亦數度公開解說和致歉。從危機管理和政府回應來看,特區政府已做出合理讓步并釋放協商善意。無限期暫停修例等同某種“撤回”,但無論是政治上還是法律上均不宜承認“撤回”,因為法律上修例本身并沒有錯,只是時機和程序存在瑕疵,而政治上則不能重演2003年23條立法的政治舊劇。至于特首下臺,完全無理由,因為林鄭特首并無顯著的政治錯誤與責任,只是存在政治過失與行政失當,且已完全承認及檢討。如果特首這樣下臺,繼任特首勢必更加無法開展管治,香港或陷入“無政府狀態”。或許意識到特首下臺訴求的荒謬性及不可能性,6月下旬反對派的政治訴求中已明確刪除這一項,但完全撤回修例的要求依然列于首位。不過,由于無限期暫停的決定已經是最大可能的合理化決定,市民逐步予以理解和接受,這就導致反修例運動忽然失去了聚焦點和方向感,變成了純粹的政治泄憤行動及暴力行動,這進一步加快了運動民意的拐點到來,政府依法恢復秩序的民意基礎接近形成。      

       7月1日的政治抗爭明顯存在兩條路線競爭,其一是傳統泛民的和平大游行,其二是青年黑衣派的暴力占領立法會,后者幾乎是唯一焦點。此次社運的暴力化在6月份的諸般事件中已有端倪:其一,此次運動對標“太陽花學運”,不使用暴力是無法達成占領立法會之最高目標的,因此青年黑衣派的政治焦點從來不在所謂的游行廣場,而在立法會議事廳;其二,通過網絡社交軟件Telegram等進行的政治動員口令與指南中已包含暴力的擇機使用及避險技法;其三,青年運動人士尤其是學生被教導和灌輸一種偏狹的正義觀、責任感甚至獻身精神,導致出現個別學生自殺事件,為勇武抗爭賦予更大的道德化色彩;其四,占中之后反對派內部一直存在和平路線和勇武路線的分裂和對抗,勇武路線在香港法治與社會壓力下一直未能充分展現正當性和吸引力,甚至其代表性人物梁天琦被判六年監禁,此次運動中本土主義青年迫切希望改變勇武路線的受壓制狀態,標榜自身抗爭的道德正當性與有效性;其五,特區政府及香港警方的過度克制在某種程度上被解讀為軟弱可欺,給肇事者以某種錯覺,導致其一步步升級暴力,直到無可挽回的地步。        

       暴力因素的焦點化,導致此次社運的道德正當性基礎面臨解體風險。實際上,7月1日圍攻立法會現場已經出現了反對派內部的分裂癥候:其一,有部分原定參與大游行及圍攻立法會的示威人士中途退回,表示與已經異化的運動保持距離,劃清界限;其二,嚴正聲明反對暴力的香港精英團體與人士越來越多,顯示香港民意拐點臨近,早期支持者已不再支持,沉默者也不再沉默;其三,泛民主派部分議員苦勸青年黑衣派未果,甚至遭到辱罵推搡,顯示運動內部和平路線與勇武路線的顯著分歧;其四,現場出現數起青年黑衣派毆打無辜人士及制作使用危險武器的事件,引起現場示威人士的嚴重不滿。這些分裂癥候和現場暴力場景經過現場無數家媒體及智能手機拍照、錄影的多元途徑擴散,為全世界各個角落的各種人士所見證和驚愕。沖突場景里少有警察的鎮暴行為,更多是青年黑衣派的暴力升級。也許香港內外對于修例仍然分歧極大,但對于運動過程出現的極端暴力則不可能有第二種立場,必然是共同反對。說到底,一切政治與法律文明的根本,在于提供和平生活秩序,如果和平不可得,那么人們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又附著何處呢?以暴力摧毀社會秩序,是一種自我扮演和建構成“社會公敵”的行為。是暴力的升級以及占領立法會的極端巔峰英雄主義體驗,從道德根基處解構了這場運動的正當性。                  

       因此,整體來看,如果我們對這場反修例運動進行分期的話,大致可以分為如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2019年2月-5月,特區政府立法闖關階段。特區政府以快速立法程序尋求逃犯條例修訂以提供個案正義和彌補法律漏洞,動機善良,操作程序及方法有誤,引致社會反彈,反修例運動興起,政府立法進程遭遇挫折。在第一階段,反對派成功地將“法律問題政治化”,利用民眾恐懼心理和對內地法治的片面理解展開了超強的政治動員,釋放出不斷增強的社會政治壓力。        

       第二階段為2019年6月,反修例運動巔峰階段。這一階段出現數十萬人的數次大游行,釋放強烈的反對性民意,政府權衡利弊,決定無限期暫停修例并檢討政策錯失。第二階段的大游行規模和人數創下香港回歸以來之最,對特區政府管治權的癱瘓效應放大到前所未有之程度。這種異常的政治景象完全超出了一般人對香港的認知和理解,我們看到了一幅“強社會、弱政府”的艱難管治場景。《聯邦黨人文集》的核心教誨之一就是,政府必須首先有權威和能力進行統治,才能提供民主善治的系列公共品。特區政府表面上是“行政主導”,實質面臨著“四座大山”即立法會惡意拉布、能動主義司法復核、過于保守的公務員體系及不斷激進化的社會運動之重重“圍困”而難以有效施政,這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本地管治的特殊制度困境,特首即便能力再強亦難以有效騰挪。此次運動之后,如何加強香港行政主導的制度保障以改良管治也是應當研究的重要課題。          

       第三階段為2019年7月之后,激進本土派的勇武抗爭階段。這一階段以七一占領立法會事件為標志,反修例運動的基本訴求以政府暫停立法而得到回應,部分激進人士占領立法會、癱瘓管治權的暴力行為早已超出運動原初指向,而異化為一種隱約指向國家、直接針對特區政府、嚴重沖擊“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勇武抗爭路線的新范式。這一新范式是香港民主運動的質變和災變,特區政府應當依法檢控和遏制,香港泛民主派應當主動切割以避免遭受奪權及侵蝕,維護香港民主政治運動的基本道德底線。第三階段應當是運動降溫退場,特區政府實現民意逆轉,推動“政治問題法律化”,依法嚴格精準檢控以明晰合法抗爭界限的理性收尾階段。        

       在7月1日慶祝回歸22周年的慶典講話中,林鄭特首再次提出政策檢討及側重經濟民生方向,指出了后運動階段政府管治的基本方向,預期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立法議題會暫予擱置,不僅包括本次修例,也包括其他諸如23條立法等議題。但擱置政治敏感性議題不代表特區政府放棄落實基本法的憲制責任以及放棄追究暴力行為者刑事責任的檢控負擔。在7月1日晚間的回應中,特首及警務負責人均表示對暴力占領立法會的嫌疑人必須依法追究到底,彰顯法治權威性。不過,檢控是否成功仍然取決于證據狀況及最終司法判決。從占中以來香港法院的裁判立場來看,對“公民抗命”之道德動機有所理解和偏向,但對于暴力因素是“零容忍”的,這可以比照黃之鋒案和梁天琦案,后者因涉及“旺角暴亂”而被判六年監禁。此次暴力占領立法會的行為,其社會危害性及對法治的破壞程度遠超“旺角暴亂”,如果嚴格實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此次事件的后續檢控應當嚴格依法“追究到底”,否則香港法治秩序就會出現“潰堤蟻穴”。至于檢控技術上,由于現場暴亂行為者多為蒙面,會造成一定難度,但現場媒體、警察和普通民眾已有不少證據存留,只要證據鏈組合完整,就符合了檢控的基本要求。那就把這些后續事務交給香港律政司及法院吧,如果它們不能自覺承擔起修復香港法治秩序的理性責任,香港法治信心就會蕩然無存,其后果不堪設想。我相信香港大部分法律人(除了部分政治化的政客型律師)會支持政府依法檢控以恢復法治秩序的,這不僅是他們的職業倫理和生命線,也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本地基石。        

       抽離具體事件關注和聚焦,人們普遍關心的一個重大問題是:香港的“一國兩制”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一國兩制”還是否有理由堅持下去?這里涉及到我們對“一國兩制”本質的認識。“一國兩制”是我國改革憲法的重大政治決斷,根本目的在于協調國家統一和國家現代化,以統一后的特殊制度安排作為“憲制杠桿”撬動國家現代化的大盤運轉。“一國兩制”從來就是從國家利益出發的一種理性制度選擇,從來就是在國家的發展利益和香港高度自治之間的動態平衡的憲制技藝。“一國兩制”包含一種深刻的國家理性,即國家對香港的高度自治授權與香港對國家現代化的持續貢獻力的理性結合。“一國兩制”的良性運轉狀態必然是對國家有利,對香港有益。    

       今天,反修例運動的異化及本土激進派對“一國兩制”底線的沖擊和挑戰,試圖同時傷害國家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追求一種虛無縹緲的“本土完全自治”或“港獨”迷夢,這是國家和香港需要共同加以反對和遏制的。“一國兩制”在改革初期包括回歸后一段時期內有效助成了國家的現代化和國際化,在新時代則需要在“一帶一路”與大灣區戰略框架中融入國家主場,發揮獨特優勢,繼續貢獻國家發展,以此維續香港高度自治的國家理性基礎,繼續“說服”內地整體民意接受香港的“一國兩制”安排。此次事件刺激內地民意提出對香港特殊憲制地位的質疑,從中國憲法政治角度而言有其正當性。因為香港的“一國兩制”絕非天賦,更不是英國人的遺贈,而是中國政府完成外交談判解決回歸問題后的自主性憲制決斷及通過基本法的制度實現。“一國兩制”當然要示范臺灣及維續國際認可度,但最根本的仍然是需要回答:“一國兩制”的特殊憲制安排對國家的發展利益的具體貢獻何在?只有這一問題獲得動態性的妥當回答,內地整體民意才會繼續接受,國家的“一國兩制”安排才能繼續獲得正當性基礎,香港的繁榮穩定與高度自治才能繼續安然存續。所謂“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正是這一根本國家理性的體現,而大灣區戰略規劃則是香港在新時代自我證明對國家有用性的最關鍵框架,也是其經濟社會獲得新生生命力的歷史契機。香港是在“借來的時光”中繁榮穩定,今天卻由于其精神困頓和激進暴力而蹉跎歲月,“蘇州過后無艇搭”,令人唏噓慨嘆。        

       有一次與香港友人談及香港未來,我曾頗有詩意地概括指出:“香港應當重視和利用好國家戰略機遇,因為全球化格局已變,老本總會啃光,留得住的是青山,留不住的是青春。”東方之珠的青春燦爛是我們無比珍惜的,也是民族復興和國家現代化的閃光一環,但如果其遭遇污名及破壞,難道我們不應當奮身維護嗎?讓一切愛香港又愛國家的國人團結起來吧,“自己香港”需要“自己”和“國家”牽手來救!                                

      

      

       (原載“思考香港”網站2019年7月2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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