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ronym id="g0ewy"></acronym>
  • <object id="g0ewy"></object><kbd id="g0ewy"><optgroup id="g0ewy"></optgroup></kbd>
  • 楊奎松:我們應該怎樣愛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350 次 更新時間:2019-07-23 22:53:10

    進入專題: 愛國   民族主義  

    楊奎松 (進入專欄)  

       問:現在有關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討論在一些人中相當熱烈,并且有很激烈的爭論。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歷史上的一些問題。究竟怎樣的民族主義才是積極的,怎樣才算是愛國,您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是怎么看待這種問題的?

       楊奎松:我想,這種爭論中國近代以來久已有之,不足為奇。不僅今天和過去會有爭論,就是今后多少年內,也很難統一認識。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恐怕是能不能實事求是地用歷史的眼光看待歷史的問題。實際上,真正能夠了解近代以來的歷史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其實民族主義也好,愛國也好,在不同的時期,對于不同的個人或政黨,包括政府,都是有著與我們今天很不同的表現的。很難認為,愛國有一個亙古不變的標準,并且是越激烈、越徹底就越真誠。

       以孫中山在中日甲午戰爭時候的作為為例。沒有人能夠否認孫中山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杰出的愛國主義者。但是,熟悉近代史的讀者都知道,孫中山自走向革命道路之后所做的第一件轟轟烈烈的事情,就是1894年的廣州起義。

       問題是,這次起義的背景是什么?是中國正經歷著中日戰爭史上的第一次慘敗,國家面臨被瓜分的危機。而且,孫中山不僅選擇這個時候發動起義,他還想利用敵國日本的幫助,來實現推翻滿清政府的設想。

       結果,這邊日本正在北方進攻中國的海軍和海防,鄧世昌等愛國將領壯烈犧牲,那邊孫中山卻在廣州幾度秘密求見日本領事,要求日本給中國革命者提供武器幫助。

       盡管日本政府這時沒有理會孫中山的請求,孫所發動的起義沒有成功,但是這件事無疑留給后人一個頗多困擾的問題:如果我們相信那個時候鄧世昌他們更愛國的話,那么,孫中山他們的行為又該如何理解呢?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例子還不足以說明問題,那么再來看一個更極端的例子。我們知道,1915年日本乘著一戰爆發,占據了原為德國所占據的中國膠東半島,并且利用袁世凱想要稱帝、需要得到列強支持的機會,向袁政府提出了變相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

       自1960年代以來,就有資料顯示,孫中山了解到日本政府的這一陰謀后,曾力圖搶在日本政府與袁政府達成條約之前,以日本幫助中國革命為前提,率先與日本達成一個類似的秘密盟約。

       圍繞著這一事件的真偽,學界已經進行了長達40年的激烈爭論。一些學者堅信孫中山不可能做出這種行為,因而認為這些資料不可信。但是,其實在這個時期,更重要的,可能還不是這個沒有簽成的盟約的有無真偽的問題,而是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已經乘日軍占領膠東半島之機,在日控區建立了中華革命黨東北軍,并且開始從日本占領區向當時中國政府所控制的山東其他地區發動進攻。

       要知道,日軍占據膠東半島這件事,后來恰恰是爆發1919年全國范圍的五四愛國反日運動的關鍵所在。然而,中華革命黨這時卻利用日軍的占領,在日本軍方幫助下,建立起一支骨干為日本浪人和日本中下級軍官的革命黨人的軍隊,試圖以此來發動軍事革命,推翻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

       如果我們不是歷史地看問題,我們大概是不會把孫中山和中華革命黨的這種行動與“愛國”兩字畫上等號的。

       也許會有人強調說,孫中山以及他所領導的這些革命組織,不過是些資產階級的革命黨。而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從來就是不徹底的,他們愛國自然也不可能徹底。那么,我們再來看一個有共產黨參與的例子。

       1924年春天,正是國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雙方卻爆發了第一場公開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如何對待外蒙古的地位和前途的問題。

       外蒙古這時還在中國的主權范圍之內,但是由于北京政府一直處于風雨飄搖之中,自顧不暇,因此已經失去了對外蒙古的實際控制權。蘇聯不僅乘機進入了外蒙古,并且在外蒙古扶植起一個人民黨,還利用它建立起一個親蘇的政府。

       面對這種情況,北京政府極力反對,并拒絕與蘇聯政府發生外交關系。雙方幾度談判,均不得要領。為牽制北京政府,蘇聯這時也和南方的孫中山進行積極的接觸。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態度與北京政府略有不同,他與蘇聯外交代表越飛簽訂了一個聯合宣言,宣布在蘇聯方面承認外蒙古主權屬于中國的前提下,贊同蘇聯紅軍可以暫駐外蒙古。

       對于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這時的態度又與孫中山和國民黨不同。他們為了推動北京政府在外交上做出妥協,公開主張對外蒙古的問題應當依據“民族自決”的原則來行事。即應當允許外蒙古人民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做出選擇:是繼續保持與中國關系的現狀,還是選擇高度自治,抑或干脆獨立出去。

       可以想象,中共的這一看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國民黨人的激烈批評。今天大概沒有人會說共產黨人不愛國吧?那么,何以共產黨當年對于維護中國在外蒙古主權問題上的態度,還不如國民黨堅定呢?

       問:您提的這些事情真是讓人吃驚。實在是慚愧,大家也都學過歷史,甚至很關心中國的近現代史,但對您談的這些事情幾乎是聞所未聞。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我們今天又該怎樣來理解這些事情呢?

       楊奎松:其實,出現這種情況并不奇怪。我在講中國近現代對外關系史的時候,一上來通常先給同學們放一些投影,或留一個作業,讓同學們看不同朝代的歷史地圖,比較不同時期古代中國的疆域和版圖有什么區別。

       這樣做的目的,是讓同學們在學習中國近現代對外關系史的時候,腦子里先有一種歷史感。就是要知道,中國近代以來的疆域和版圖,并非古已有之。古代中國的疆域版圖的變動是非常大的,始終都是不確定的。

       這種不確定性,并不是到清末就停止了。嚴格地說,它一直延續到了1940年代。如果具體到每一條具體的邊界的劃定,某一小塊土地或島嶼的歸屬,甚至延續到今天都還沒有得到一個徹底的最終的解決。

       試想,在這種并不確定的狀態之下,我們又如何能夠要求歷史上的志士仁人在對領土主權等問題的認識上,一定要保持同一的觀點,甚或按照我們今人的認識來行事呢?

       即使到1949年以后,考慮到中國與鄰國關系的種種因素,我們也有一些過去曾被許多人視為領土的地方劃給了鄰國,我們能否因此就斷然指責主持劃界的政府是在賣國呢?

       問:邏輯上這似乎是不錯的,但是,近代國人真的對領土主權沒有一致的看法嗎?就以東北地區而論,中俄之間也早就簽訂有《璦琿條約》等相關的界約啊?為什么東北的主權歸屬在近代以來還一直會受到挑戰呢?

       楊奎松:這恰恰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提出來討論的問題:為什么中國的領土和疆域長期以來不能確定?

       說來也很簡單,就是因為落后,因為中國近代化、或我們今天講的現代化的進程開始得太晚。落后就會挨打的道理大家都很了解。夏威夷距離美國本土四五千公里,美國人卻用不著解釋什么“自古以來”,原因也很簡單。

       我們這里需要明確一個概念,就是我們今天所談論的民族國家,包括近代以來的中國,與古代的或中世紀的國家,是根本不同的。

       歐洲30年戰爭以前,世界上還沒有什么主權和領土的觀念,自然也就談不上有什么確定的國家的概念。這個地方今天是你的,明天可能就是我的。

       直到這種弱肉強食、你爭我奪的戰爭實在打不下去了,1648年弄出一個《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于是才開始有了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建立國與國之間平等外交關系及其共同遵守公認的國際法之類的觀念,漸漸地產生出來。

       當然,這并不是說從此以后弱肉強食的局面就改變了。尤其是對歐洲弱小國家和歐洲以外其他落后民族,這種情況其實是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而愈演愈烈了。

       近代的中國之所以會被列強瓜分來瓜分去,幾度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就是因為處在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之下。

       想當初,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清政府不就是因為根本不懂國際法,又沒有外交常識,才會把治外法權拱手讓出,并且主動與列強去協定關稅的嗎?

       在1840年以后差不多10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志士仁人第一位的目標就是要建國,建一個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獨立統一的中國。

       至于這個國,究竟應當有多大、能夠包括哪些地方,在開始的時候,國人之間自然也不會有很統一的看法。

       尤其是那些當年的革命者,公開以反滿為號召,因此,他們最初的建國目標往往也不出“復明”的范圍,即試圖恢復明朝的疆土。

       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看孫中山1905年成立同盟會時所提出的宗旨“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就能夠明白。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已經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當時意圖建國的范圍。按照同盟會這時的建國設想,它自然是不包括關外,也就是今天的東北地區的。

       其實,即使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孫中山他們當年信奉的,也多半只是單一民族的國家觀。他們反復宣傳的,也都是要恢復和建立漢民族的國家。這種思想觀念的影響,就孫中山而言,甚至一直延續到20年代初。

       問:但是,這樣的主張,當時多數的中國人都能夠接受嗎?

       楊奎松:當然有人不接受。在民族國家、民族構成及其疆域范圍這些問題上,當年主張“保皇”的康有為、梁啟超的想法,遠比孫中山革命黨人的想法,要更符合今人的認識。

       為什么會這樣呢?這是因為他們是站在當時清政府的角度來認識國家民族問題的,和造反的革命黨人不一樣。

       他們除了相信光緒皇帝尚有可為、值得信賴外,還因為以滿清的國家為國家,故不愿看到因為孫中山等人的反滿革命而使中國舊有的版圖四分五裂。

       問題是,康有為他們的主張在當時有多少代表性呢?我們要知道,在當年,一個國家落后,不僅會招致侵略,更重要的是會造成國人的民族情感和國家意識的淡薄。

       關于這種情況,我們只要拿1895年的公車上書運動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略作比較,就可以明了其中原委。

       我們知道,公車上書運動的發生,與五四運動的發生,具有大致相同的背景,都是針對日本割占中國領土一事所進行的抗議,并且都是針對相關的正在簽訂中的條約。

       所不同的是,1895年的馬關條約,中國損失的是遼東半島和臺灣島;而1919年的巴黎和約則使中國無法收回膠東半島。兩相比較,馬關條約的危害無疑要更加嚴重得多。

       今天有學者質疑康有為等人的公車上書是否實際發生過,但肯定當年確曾有過全國性的上書現象。問題是,這種愛國舉動,僅僅集中在文武官員和一些中心城市的舉人中間,在全國大多數地方幾乎沒有太多反響。不僅如此,正如我們上面所提到的,當時在廣東,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還在秘密聯絡日本領事,希望取得援助,乘機發動推翻朝廷的武裝起義。

       這種情況和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五四運動的爆發,全國各大中城市幾乎都有響應。其實際參與者,既有上層政府官員,更有大批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甚至還有相當多的普通市民。參加人數超過公車上書運動不知多少倍,影響也大得多。

       也正因為如此,公車上書運動對政府簽約幾乎沒有造成任何阻力,五四運動卻能夠迫使政府向列強表示了拒簽的態度。

       這兩次目的大致相同的運動,何以會有如此之大的區別呢?這里面原因很多,但有一條值得注意,即1895年的中國,要遠比1919年的中國更落后。

    首先是信息傳遞的方式落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 楊奎松 的專欄     進入專題: 愛國   民族主義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gz775.com),欄目:天益學術 > 歷史學 > 中國近現代史
    本文鏈接:http://www.gz775.com/data/117352.html

    64 推薦

    在方框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多個郵件之間用半角逗號(,)分隔。

    愛思想(aisixiang.com)網站為公益純學術網站,旨在推動學術繁榮、塑造社會精神。
    凡本網首發及經作者授權但非首發的所有作品,版權歸作者本人所有。網絡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并保持完整,紙媒轉載請經本網或作者本人書面授權。
    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愛思想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傳播,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若作者或版權人不愿被使用,請來函指出,本網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愛思想 京ICP備12007865號 京公網安備11010602120014號.
    易康網
    国产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