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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呂曉莉 劉婧文:周期理論視角下特朗普政府“退群行動”動因探析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4 次 更新時間:2019-07-25 23:37:41

    進入專題: 周期理論   特朗普政府  

    呂曉莉   劉婧文  

      

       內容提要:自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政府"退群行動"頻發。從周期理論的視角看,特朗普政府大面積退出各類國際合作機制是美國外交向內向型周期轉換的表現。其中,美國國內經濟周期處于持續低迷狀態、孤立主義情緒、行政與立法之間的緊張關系以及新興國家快速崛起帶來的挑戰是美國對外戰略向內收縮的動因所在。

      

       關鍵詞:  周期理論 “退群行動” 動因

      

       美國特朗普總統以“反建制”姿態入主白宮以來,履行了自己在就職演講時的承諾,堅持“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原則,重新評估了美國的國際合作效應,僅執政一年多就接連退出了一系列國際合作機制。美國的一系列“退群行動”是一種明哲保身的逆全球化潮流的體現,給世界各國的合作交流帶來了巨大沖擊,也對國際社會多年來所苦心營造的契約精神及多邊主義合作造成了傷害。本文以美國外交周期理論(cycle theory)作為分析視角,從美國外交政策的周期規律出發,探析美國退出各類國際合作機制的本質和深層原因,以期更好地解釋當前美國外交政策的特征、戰略調整和未來走向。


    一、美國外交政策周期理論及影響變量

      

       周期理論的相關研究最早出現在1920年代的經濟學領域。經濟周期理論(business cycle theory)的代表學者包括提出資本投資周期理論的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提出創新周期理論的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以及經濟長波周期理論的首創者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Kondratieff)。隨后,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領域的學者們陸續也開始研究相關理論。

      

       政治科學領域關于周期理論的研究始于20世紀中期,聚焦國內政治的相關研究包括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交替周期理論、黨派交替周期理論等;聚焦國際政治的相關研究包括權力周期理論、霸權周期理論、戰爭—經濟周期理論及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相關著述啟發了許多政治科學學者,將周期理論與美國外交政策相結合,來考察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變歷程,并提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周期理論,其中代表性學者主要包括弗蘭克·克林伯格(Frank L Klingberg)、杰克·霍姆斯(Jack Holmes)、邁克爾·羅斯金(Michael Roskin)、托馬斯·亨利克森(Thomas Henriksen)等,他們對美國不同時期外交政策演變的周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

      

       (一)克林伯格的情緒交替

      

       周期理論克林伯格在他的《美國外交政策的歷史情緒變化》一文中指出,美國外交政策中存在“美國情緒”,即國家短暫且反復無常的心態,以“外向型”(extroversion)和“內向型”(introversion)之間的周期性轉換為特點。這里的“外向”意指一個國家有意愿對境外的其他國家積極地施加壓力(經濟、外交或軍事方面);相對應的,“內向”意指不愿對其他國家施加影響的心態。他認為,這種周期轉換規律有三個特點:一是可觀察性,二是能夠持續超過20年,三是不超過30年(見表1)。克林伯格劃分周期的衡量標準包括總統就職或競選發言、黨派競爭、海軍開支、兼并行動、戰爭、代際交替等,并以量化研究的方式探究了這些因素與外交政策周期的相關性。與其他學者不同的是,克林伯格強調周期性的變化原因之一是創新動力的耗盡

      

       作為第一個系統論述美國外交政策周期的理論奠基人,克林伯格的理論在美國外交周期理論領域具有深遠的影響。

      

       (二)羅斯金的范式轉換周期理論

      

       羅斯金在克林伯格關于“內向”與“外向”階段交替轉換的論述基礎上,將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針對自然科學領域所提出的概念“范式”用來分析美國的外交政策演變規律,將兩種相互交替的范式總結為“干涉主義”和“非干涉主義”。在羅斯金的論述中,這兩種范式的主要區別在于“海外事務是否重要”。與克林伯格考察了反映周期形成的多方面因素不同,羅斯金尤其強調美國政治精英的“代際差異”在美國外交政策的范式轉換中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不像克林伯格的情緒周期那樣精確到具體年份,羅斯金的范式大致劃分了五個時期(見表2),他注意避免像克林伯格那樣將時間精確到具體年份,而是采取了“年代”的表述,從而為其理論提供了彈性。

      

       (三)霍姆斯的情緒/利益周期理論

      

       在克林伯格的情緒周期基礎之上,他的學生霍姆斯提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情緒/利益理論”(mood/interest Theory),以彌補克林伯格的研究的不足(見表3)。情緒/利益理論主張,外交政策受國際政治環境塑造的國家利益的影響,而公眾情緒會與國家利益因素產生沖突,從而導致國家外交行動受到限制。這個理論主要建立在六個命題的基礎上:公眾輿論命題、自由主義傾向命題、政治—軍事利益命題、情緒/利益沖突命題、行政與立法機構關系命題、極度孤立主義命題。與之前的研究相區別的是,霍姆斯更加強調行政立法的體制與公眾輿論對周期形成的作用。霍姆斯在借鑒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較為完備的周期理論及周期變化的判斷標準。

      

       (四)亨利克森的短周期理論

      

       美國學者亨利克森在其2017年出版的《冷戰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周期》一書中,梳理了歷任總統任期內美國外交政策的“鐘擺”動向。根據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關于自由主義理念與保守主義理念在美國政治中的周期性變更所作的論述,亨利克森指出,每次發生總統換屆,美國的外交政策鐘擺便向相反的方向“擺動”,從冷戰后的老布什政府到奧巴馬政府,無一例外。亨利克森認為,這種周期性變化的原因在于總統換屆造成的理念和價值差異。由于時間間隔較短,這種周期理論的理論風險相對低,但亨利克森僅梳理了冷戰以來的美國外交政策,因此,盡管他試圖論證“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處于外交政策的內向周期”等觀點,但由于梳理的周期時間較短,因此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解釋略顯單薄。

      

       (五)美國外交政策周期中的影響變量

      

       從以上對美國外交政策周期理論的梳理中可以發現,在所有周期理論研究中,變量的選擇成為區別相關學者主要觀點與周期劃分的重要依據。綜合來看,這些變量大致可以分為國際和國內兩類。

      

       首先,影響美國外交周期轉換的國內變量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狀況。研究美國外交政策周期理論的學者普遍都無法忽視經濟因素在影響美國對外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喬舒亞·哥德斯坦(Joshua S.Goldstein)、威廉·湯普森(William R.Thompson)和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曾論證過戰爭—經濟周期理論,認為二者存在辯證關系,能夠相互影響。哥德斯坦在康德拉季耶夫的經濟長波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經濟的周期性變化能夠解釋戰爭。拉伊莫·瓦伊呂寧(Raimo Vayrynen)曾說,在相當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后,激烈的戰爭總在那些能夠負擔得起巨大經濟消耗的核心國家發生。克林伯格考察的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不同要素也包括了海軍支出、戰爭等,而這兩者都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因此可以推斷出,好的經濟狀況能夠允許國家采取更多的外交方式,甚至是戰爭,從而形成“外向型”外交政策;低迷的經濟狀況則限制了國家的外交行動選擇,從而偏向于“內斂型”外交政策。

      

       2.公眾輿論。霍姆斯所提出的情緒/利益理論主要闡述的就是國家利益與公眾輿論相互沖突的過程,即公眾輿論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國家對外政策。漢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提到,大眾所擁護的外交政策不一定是符合國家利益的。但本杰明·佩吉(Benjamin I.Page)和羅伯特·夏皮羅(Robert Y.Shapiro)不僅認為公眾輿論能夠影響國家的外交政策,還認為它是理性的,“公眾輿論絕不是異想天開,而是對新信息與持續變化的環境的連續、有效的反應”。克林伯格考察的要素包括總統競選結果及其就職演講,而這些都是公眾輿論選擇的結果。肯尼思·舒爾茨(Kenneth A.Schultz)曾提出“觀眾成本理論”來論證國內政治制度(民主選舉制度)與在位者統治地位的脆弱性相關聯,能夠對國家的對外行為產生一定影響。因此,公眾輿論能夠有效地通過美國的國內政治制度來限制美國的外交行動。

      

       3.兩黨執政的張力。克林伯格所考察的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的要素還包括兩黨政治體制下美國的“政治氣候”,在民主政體中,一般會有中間力量平衡兩黨的權力,且兩個黨派都有著堅固的社會思想基礎。若一個黨派持續執政,越來越多的中立派就會開始與其站在對立面。因此,在某個特定的時間,一個新的多數派便會當權,在立法、行政等領域施加影響,造成主導性思潮的更替。施萊辛格在他的《美國歷史的周期》一書中論述過自由主義思潮與保守主義思潮在美國社會歷史中的更替周期。同時,不同的思潮也會推動外交政策的轉變。亨利克森將施萊辛格與克林伯格的外交政策情緒周期理論相結合,將總統換屆與思潮更替相關聯,提出了總統換屆對美國外交政策周期具有重要影響的論斷。這體現出美國兩黨輪流執政對外交政策轉變所起的作用。

      

       4.行政與立法的關系。霍姆斯提出,行政與立法機構之間的關系能夠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選擇產生影響。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導致美國外交政策的通過和執行過程較為復雜。羅斯金提出,當國會在與政府的爭斗中成為輸家時,國會便是“合作的”,國家便會傾向于“外向型”外交政策;當政府在與國會的爭斗中成為輸家時,國會便是“礙事的”,國家則傾向于“內向型”外交政策。當國會礙于公眾輿論的壓力,不僅傾向于認可總統的對外行動,甚至會督促其采取更加極端的對外政策時,總統會發揮更大的作用,美國便處于外交政策的外向期;而當公眾輿論傾向于孤立主義,國會便會在外交政策中處于主導地位。缺少了來自外界的壓力,國會將更加審慎地進行政策審批,限制外交行動,美國外交便進入內向期。瑪麗·赫尼漢(MarieT.Henehan)在她的《外交政策與國會》一書中便闡述了美國國會與外交政策周期的關系。

      

    5.代際差異。羅斯金十分重視代際差異要素在主要周期轉換中發揮的作用,提出以更替的代際范式(Shifting Generational Paradigms)作為范式轉換理論的核心。在他看來,對于現代政治研究來說,代際與社會階級的具體化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一代美國的政治精英都會在老一代政治精英的外交政策范式中成長起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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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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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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