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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彭勁秀:背著處分壯烈犧牲四十年后才獲平反的左權將軍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470 次 更新時間:2019-07-26 15:50:16

    進入專題: 左權  

    彭勁秀  

      

       左權是黃埔軍校一期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和八路軍高級將領,著名軍事家。1929年底和1932年5月,他先后被誣以莫須有的“托派”罪名受到“黨內勸告”和撤銷職務、“留黨察看”處分。1942年5月25日,左權率部在山西遼縣(后改為左權縣)與日本侵略軍作戰中壯烈犧牲。前后蒙冤53年,直到1982年才獲得平反。

      

    左權的早年經歷

      

       1905年3月15日,左權出生于湖南省醴陵縣平僑鄉黃茅嶺的一個農民家庭。他一歲半喪父,很小就開始打豬草、放牛,幫助家里干活,小小年紀就飽嘗了生活的艱辛。

      

       他8歲入私塾讀書,后入小學,因家境貧寒,中間幾次輟學。1915年正在小學讀書的左權得知袁世凱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消息,當即寫下“毋忘五九國恥”的標語,在村中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袁世凱的宣傳。17歲考入縣立中學。在縣中讀書時,曾參加共產黨領導的社會科學研究社,通過閱讀《新青年》、《向導》等進步讀物,立志投身改造社會的偉大斗爭。

      

       1923年12月,18歲的左權毅然投筆從戎,告別家鄉父老,和同學一起從醴陵縣城出發,乘火車轉道長沙,漢口,上海,經香港,奔赴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

      

       1924年3月,考入孫中山在廣州主辦的陸軍講武學校,同年11月轉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成為第1期第6隊的學員。

      

       1925年1月,經陳賡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2月,左權開始步入軍事生涯,任黃埔軍校學生軍教導團排長、連長。6月回師廣州后,左權又參加了平定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的戰斗。7月,在程潛攻鄂軍(后來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6軍)衛隊任連長,參加了攻打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同年,被黨組織派往蘇聯留學,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9月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

      

    兩次蒙冤受到撤銷職務和“留黨察看”處分

      

       1925年12月中旬,左權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留蘇期間,他的學習成績優異,同學們對他都很敬佩。而且他為人正派,討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那一套,所以引起王明的不滿。不久,左權即被王明等人誣陷為“托派嫌疑”,蒙受了不白之冤。

      

       據鄭瑞峰《左權將軍兩次蒙冤的前前后后》批露,1927年2月,王明曾作為翻譯隨聯共(布)中央代表米夫前往中國考察。同年12月,米夫在王明的支持下當上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王明因而取得米夫的信任。然而王明傲慢、狂妄,因而中大學生對他并不歡迎。王明為了全面控制中山大學的黨政權力,他一方面拉攏親信組成宗派團體,一方面對自己看不慣的同學千方百計進行打擊。王明的這種做法,激起了左權、周達文、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的反對和抵制。左權曾多次批評王明,指出不應該在黨內搞小團體、小宗派。王明便對左權等人視為“反對派”人物,尋機加以打擊。

      

       據戴茂林曹仲彬著《王明傳》(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披露,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宗派主義政策,他們用對敵斗爭的方式來解決黨內矛盾,任人唯親,以我畫線,對不同意見者一律排斥,無情打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王明在中山大學廣大同學中間沒有威信,很孤立。但他專門做小報告,打擊同學,因而取得了米夫的絕對信任。當時俞秀松、董亦湘等人威信很高,深得廣大同學的擁護,成為王明等人進行宗派活動的障礙。為了進一步打擊異己,鞏固在中山大學的權勢,擴大在黨內的影響,1927年秋,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鄉會”事件。并上綱上線為“反黨小組織”和“反革命事件”。

      

       原中山大學學生楊放之說:“中大反對教務派的斗爭中,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這些資格比較老的同志,是參加中山大學教務處幫助工作的。當時,俞秀松等雖是學生,但他們是比較有經驗的老黨員,蘇共人員創辦中山大學,也要依靠中國同志。俞秀松等在教務處工作中,幫助制定教學方針,實施教學方案,購置中文圖書等等,得到教務處主任阿古爾的信任。但阿古爾與中大副校長米夫有矛盾,米夫極力排斥阿古爾,這就勢必形成王明與俞秀松同志的對立。王明也看不起這些老一輩的同志。王明的俄語學得快,深得副校長米夫的欣賞。為了打擊教務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現了‘江浙同鄉會’。”

      

       被打成“江浙同鄉會”骨干分子的孫冶方敘述說:“在我們同期畢業的同學中,除了回國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別的學校學習,極少數的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澤(烏蘭夫)同志以及一個后來成為托派分子的秦樹功被派到東方大學當翻譯。繼續學習的學生只發給津貼,有些到軍校學習的,按紅軍士兵待遇,津貼特別少。我們做翻譯工作的拿工資,有近百盧布,生活較好。因此在暑假開學前,有幾個去初級軍校的同學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杠,叫我買肉買菜做中國飯吃。這天,除約好的幾位軍校的同學外,董亦湘也來了,軍事學院的陳啟禮、左權同志也來了,擠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間的烏蘭夫同志都擠了出去。正當我們熱熱鬧鬧地做飯時,中山大學學生公社主任王長熙從窗外經過,聽到里面說話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別人講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間呱啦呱啦講的很熱鬧,像開‘江浙同鄉會’似的(其實,其中陳啟禮、左權兩同志是湖南人)。這話傳到中大支部局中國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說成是董亦湘等在我房里成立了‘江浙同鄉會’。”

      

       “江浙同鄉會”被炮制出籠后,應王明等人的要求,中大支部局開始調查“江浙同鄉會”事件,而且請來蘇聯格伯烏(克格勃)人員參加調查工作。他們輕信王明等人的匯報,并不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在第一次調查后就認定,“江浙同鄉會”在中國學生中確實存在,并決定要嚴加懲辦。

      

       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鄉會”事件后,為了擴大事態,他們又找到當時在蘇聯參加中共六大籌備工作的向忠發匯報說,有人在中山大學組織了“反革命”的“江浙同鄉會”,應當引起中國共產黨的高度注意。向忠發聽了王明等人的匯報后,不作調查,就來到中山大學明確表態“江浙同鄉會”是“反黨小組織”,因此,必須“消滅其組織”,“對組織中領袖和中心人物予以嚴厲的制裁”,對積極分子應“開除黨籍或留黨察看”。

      

       向忠發來中山大學講話后,不但引起了學生中的極大混亂,人人自危,也使學校的處理手段更加嚴厲。在有格伯烏參加的第二次會議上,決定開除12名中國學生的黨籍、團籍,并有四人被逮捕,一批學生遭到株連。周達文、俞秀松、董亦湘等是這個組織的骨干。由于左權是湖南人,于是被誣為“江浙同鄉會”的“衛士”。

      

       對王明等人炮制的“江浙同鄉會”事件,左權和其他一些被誣告或懷疑的學生十分憤慨,他們頂住壓力向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提出申訴,要求調查事實真相,澄清是非。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調查解決此事。于是,瞿秋白先是派鄧中夏后是自己親自前往中山大學調查此事。1928年8月中共代表團作出結論:關于存在“江浙同鄉會”的說法證據不足。在廣大同學強烈要求和中共代表團據理力爭之下,1928年秋,由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共監察委員會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三方組成聯合審查委員會,審理“江浙同鄉會”事件。最后的審查結論是,根本不存在“江浙同鄉會”。既然不存在“江浙同鄉會”,那么左權這個“江浙同鄉會”“衛士”的罪名也就不存在了。

      

       1929年底,蘇聯開始“清黨”,在中山大學及其他院校學習的中國學生也都要接受“清黨”審查,這又為王明等人提供了再次打擊“異己”的機會,他們借“清黨”之機隨意給別人扣上“地主”、“階級異己分子”等帽子。由于左權、俞秀松等人當時在別的學校學習,王明等人無法直接對他們進行打擊,便借口左權曾與托派分子有過來往,有托派嫌疑,硬給左權扣上了一頂“托派分子”的帽子,并給予黨內勸告處分。盡管左權“接受”了處分,但王明等并未就此收手,仍舊尋找各種機會對左權進行排擠和打擊。

      

       1930年6月左權回國,奉命到閩西蘇區擔任中國紅軍軍官學校第一分校教育長,同年12月任紅軍新12軍軍長。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結束后,1931年2月他被任命紅一方面軍司令部作戰參謀,參加了第二、三次反“圍剿”,同年12月又出任紅15軍軍長兼政委。1932年4月左權率紅15軍隨東征軍參加了贛州、漳州戰役。5月28日,中央紅軍東征軍撤離漳州,回師龍巖準備西進發起水口戰役。這時,中革軍委突然宣布撤銷左權紅15軍軍長兼政委的職務,到后方接受審查。

      

       原來,自從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把持了中央領導權,在組織上實行極端宗派主義,從1930年下半年開始,他們在中央蘇區搞肅反擴大化,對持不同意見者無情打擊,造成大量冤假錯案,許多忠于革命的干部戰士被當作“托陳取消派”、“AB團”而慘遭殺害。

      

       1930年5月,在中央蘇區肅反運動中,有人向蘇區中央局告發,稱左權在任紅軍新12軍軍長時,曾收藏過“托陳取消派”的文件。而事情的經過是:在閩西的紅新12軍攻占汀州時,上海托派組織通過郵局寄刊物給紅新12軍政委施簡。1930年12月紅新12軍軍部開會時,一團政委劉夢槐無意中在軍政委施簡的衣袋里發現了托派文件,于是當即將此文件交給左權看。左權看后便將文件放進自己的衣袋里,事后也沒有將文件的事向蘇區中央匯報。對此,蘇區中央局當即決定解除左權的職務,調其回瑞金接受蘇區中央局組織部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審查.

      

       蘇區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長任弼時、中央局秘書長歐陽欽和鄧發先后找左權談了話。左權向中央如實承認了托派文件之事,說那份文件是上海托派組織通過郵局寄給施簡的,原保存在施簡的文件箱中,為不使文件擴散,自己將文件封存起來,后來奉中央軍委命令,從紅新12軍調離到紅一方面軍司令部任作戰參謀,托派文件不知遺落何處。左權承認在這件事情上自己有錯誤并寫了聲明書,但他同時否認自己和托派組織有任何聯系。然而,一些人堅持認為左權有參加托派組織的嫌疑,可卻又拿不出證據來,加之左權到中央蘇區后,出生入死,英勇作戰,表現一直很好,蘇區中央局和國家政治保衛局才沒有將他當作反革命論處,最后給他留黨察看8個月的處分。

      

    左權忍辱負重始終戰斗在槍林彈雨的火線

      

    在留黨察看期間,左權于1932年6月被調到紅軍學校擔任軍事教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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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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