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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葉曄: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3 次 更新時間:2019-07-26 22:41:40

    進入專題: 嚴嵩   上層文學秩序  

    葉曄  

       內容提要: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說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關 鍵 詞:嚴嵩  姦臣  上層文學  文柄  史權

      

       在中國文學、藝術史中,有幾位特別的作家,他們生前有很高的文藝名望,雖因政治品行上的缺陷被世人視爲“姦臣”,卻無法掩蓋他們在文學、藝術上的造詣和成就。北宋蔡京的書法,明末阮大鋮的戲曲,都是典型的例子。明代的嚴嵩,更是文名在外,享譽一時,成爲正德、嘉靖文壇的風雲人物。然而,在知人論世、言行合一的傳統文學觀中,“姦臣”與“詩人”,是兩種很難統合在一起的身份,若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其文風和儀態,易被批評者視爲諛美或詭譎。但嚴嵩的文學口碑,又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在很大程度上,這一頗具背反色彩的文學類型,之所以被關注,並不是因爲其審美屬性,而是因爲它在文學之外、又與文學休戚相關的話題性。這種話題性,作爲一個引子,可以引導我們關注古代上層文學世界的複雜面相。

       何爲“上層文學”?在筆者的理解中,它與“士大夫文學”等以作家主體精神爲內核的文學概念不同,是一個以社會制度與結構爲核心、受制於政治場域、擁有話語權力、突顯體用功能、更強調外在世界對文學的規制及相互作用的文學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只有釐清了這一套規制法則及其表現形式,方能進一步區別士大夫文學與常規審美文學的不同特徵。而作爲姦臣之作家,無疑是上層文學中的一個極端案例。到底什麼樣的觀察維度,纔能體現姦臣之文學世界的豐富一面,不致落入簡單的非彼即此的批判性邏輯,是筆者接下來嘗試解決的一個問題。

       有關嚴嵩文學的研究,現今高質量的成果不算太多。在已有成果中,持批評態度的,其觀點多趨臉譜化;主張重新認識的,由於前期成果很少,大多流於平面化的概說。謝正光的《嚴嵩詩詣評價析論》,①廖可斌的《嚴嵩與嘉靖中後期文壇》,②是筆者所見論述最有深度的兩篇文章,分別從嚴嵩詩歌的後世評價、嘉靖中後期文壇統治的角度,對嚴嵩的文學史意義作了重新評價。可惜限於篇幅,二文並沒有詳細地展開論述。筆者在此基礎上,試從詩人與姦臣這兩個極具張力的身分的角度切入,考察嚴嵩在正德、嘉靖年間上層文學秩序中的不同位置,以及外在環境變化對其文學秩序觀所產生的影響,是如何落實到他與李東陽、李夢陽、楊慎、湛若水、唐順之、徐階、王世貞等人的交往與對抗之中的。希望從現象中抽繹而來的某些內在概念與規則,能爲古代上層文學秩序的研究提供一些幫助。

      

       一、隱讀與待勢:正德文壇秩序與嚴嵩的文學立場

      

       嚴嵩一生最爲人稱道的,是他進士登第後兩次隱讀鈐山的十年時間。正德三年(1508),授翰林院編修未久的嚴嵩,因祖父嚴驥離世而返鄉丁憂。中又歷母喪,至六年服闋。旋以病再獲賜告,至十一年始赴京履職。十三年秋,充冊封肅王副使,往廣西靖江府。次年沿原途還,途經分宜,以疾奏乞調理,二度歸隱。至十六年春啟程赴京。

       嚴嵩第一次歸隱居鄉八年的原因,有人認爲是爲了躲避劉瑾、焦芳等人對翰林官員和江西文人的迫害。但劉瑾在正德五年已經伏誅,焦芳亦在同年致仕。而嚴嵩直到正德六年九月纔服闋。故嚴嵩隱讀鈐山與劉瑾、焦芳沒有直接關係,就如他自己所述,因病不得不休養而已。也有人認爲,嚴嵩靠隱讀一事標榜清高,贏取聲名,待價而沽,類似於唐人的“終南捷徑”,但唐代是一個士族社會,社會流動的有限性使得這種“假隱”風氣有一定的生存空間。明代則不一樣,科舉制度已經成熟,社會流動體制相當完善,用八年時間來隱讀鄉里,未必會祿仕暢達,反極有可能被新科翰林所取代,失去官場進階中的年齡和資歷優勢。如果早年嚴嵩真是一個精算的人,應該不會選擇這條頗具風險的道路。何況在明代的職官體系中,在職官員受到諸多典章制度的約束,以養病爲由告歸,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故筆者以爲,嚴嵩隱讀的前八年,其主要原因就是丁內外憂,以及因痰疾休養,我們不應以嚴嵩晚年的行爲品性,貿然地揣度他早年的隱讀動機。

       如上所言,嚴嵩隱讀主要歸於家庭和身體疾病的原因,根據現有史料,我們看不出嚴嵩早年對政治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至多就是感憂時事罷了。甚至他的第二次歸隱,帶有頗爲明顯的政治厭倦情緒。但在這十年中,他對詩歌表現出的興趣,卻是切實存在的,且遠遠超過了對政治的熱衷。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有很好的文學素養,這從他考選翰林院庶吉士並順利留館一事,即可見一斑。其同年庶吉士崔銑,說他“讀書中秘,試常冠,吾曹自故相李文正而下咸偉其才”;③另一同年庶吉士陸深,說他“居館閣,試必在首選”。④嚴嵩的庶吉士學習成績名列前茅,在翰林院系統中如魚得水,表現出當科進士文章之冠的某些潛質,以至於深受宰輔李東陽的賞識。

       另一方面,弘治末、正德初的文人集團之爭,讓青年嚴嵩多有忌憚。弘治十八年(1505)科庶吉士於當年三月館選,至正德二年(1507)十月散館。在這期間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政治領域的,即正德元年劉健、謝遷致仕事件。從弘治十年開始穩定了近十年的劉、謝、李三人內閣班底,只剩下李東陽一人。內閣首輔的文學立場有所變化,從劉健的重道輕文,轉向了李東陽的文道二分。二是文學領域的,即翰林院修撰康海請李夢陽撰其母墓表,刻集遍送館閣諸公,這被視爲對李東陽茶陵派的公開挑戰。身爲翰林院新人的嚴嵩,至少可以近距離地察覺到兩點:一是中央文學風尚的變化,審美文學思潮在國家的權力頂層蔓延開來;二是復古派開始從茶陵派中脫離出來。作爲尚未正式授官的庶吉士,他並未表現出明顯的立場和態度,但中央文壇格局的複雜性,無疑給初出茅廬的嚴嵩上了生動的一課。

       正德三年,嚴嵩返鄉丁憂,至六年服闋。本可以回京補任翰林院編修,他卻作出了上疏祈養病的決定。其身體情況固然是一個原因,但當時劉瑾、焦芳已敗,首輔李東陽大力提攜青年才俊,對嚴嵩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其同年編修崔銑,就有類似的機遇。“瑾誅,召還職。時輔臣以文藝籠絡縉紳,漸成風致。銑上書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時論韙之。”⑤雖然崔銑強調經世之學,對文藝之學不甚關心,但當時輔臣“以文藝籠絡縉紳”且漸成風致的情況,應該屬實。這一趨向最受益的,其實是那些在劉瑾亂政期間離開京城的翰林官員。對曾任翰林院編修的嚴嵩來說,庶吉士期間就深受李東陽的賞識,這次無疑是絕佳的復出機會。但他最後選擇了繼續養病,如果一定要在身體狀況之外追究一些附屬原因,與其解釋爲他在躲避劉瑾餘黨對江西人的迫害,不如理解爲他對李東陽晚年的文學主張及政治準則不甚認同。

       與此同時,嚴嵩與李夢陽的交往在不斷加深。正德六年(1511)至九年,李夢陽出任江西提學副使,在任上巡視學校,重建書院,頗有作爲。二人在此期間有詩歌唱和,固然是一個事實,但我們更應探究這一事件背後的制度原因。明代提學官的主要職責,在引導、規範地方上的官學教育,李夢陽本人就深受其惠。他未登第時,深受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的賞識。因此,當他上任江西提學副使後,也在提攜後學一事上多有留意。更關鍵的是,弘治以後,京城文學風尚和作家集羣中,已有明顯的館閣、郎署之別。館閣因其文責所在,緊緊地掌控了對文學後進的提攜和培養事務,通過擔任會試、兩京鄉試主考官,負責庶吉士教習等途徑,建立起一套有制度保障的文脈關係。郎署作家要想培植自己的文學力量,除了吸納郎署新人外,還有一個常規的途徑,即外任按察司提學副使或僉事。曾任陝西提學副使的楊一清,“創建正學書院,拔各學俊秀,會業於中,親爲督教。其大規先德行而後文藝,故院中士連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⑥寧夢陽、康海、呂柟、馬理等陝西文士皆受其惠,“時時慕稱楊公不衰”。⑦敞李夢陽在江西提學任上,同樣盡心盡責。嚴嵩雖不是未第舉子,但正好養病家居,李夢陽得以與之有密切的往來。早在弘治末年,翰林官員康海、王九思就是復古派的核心成員,可惜後來被劉瑾牽連削籍。劉瑾伏誅後,翰林新銳如崔銑、嚴嵩等又對李東陽持較消極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李夢陽或對嚴嵩寄予了一種希望,即再次效仿康海、王九思的模式,從翰林院內部擊破館閣文風的壁壘。而嚴嵩本人,也對李夢陽頗有好感,其《奉酬空同先生垂訪見貽》開篇有“病來渾與故人疏”一句,說明嚴嵩在丁憂返鄉之前,在京城已與李夢陽相識,而末以“卻慚和郢曲難如”一句收篇,⑧明確表達了對李夢陽詩歌造詣的景仰之情。而作爲前輩的李夢陽,也對嚴嵩贊賞有加,朱彝尊曰:“分宜通籍,即見知於獻吉、仲默。旋請假還里,讀書鈐山者七年。獻吉遠訪之山中,作《鈐山堂歌》以贈。”⑨朱國楨在《湧幢小品》中,亦有“李獻吉督學江西,試士袁州畢,嚴介溪來見。時嚴方讀書鈐山堂,有盛名,獻吉亦雅重之”的記載。⑩江西人聶豹爲諸生時,頗受時任提學副使李夢陽的賞識,在聶豹赴京參加會試之前,李夢陽特意提醒他:“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爲最,汝至京須往見之。”(11)以上諸事,皆可見李夢陽對嚴嵩的賞識與期望。

       《空同集》中有兩首與嚴嵩有關的詩歌,即《題嚴編修東堂新成》和《鈐山堂歌》。曹國慶《嚴嵩年譜》將《鈐山堂歌》繫於正德九年(1514)李夢陽來訪鈐山之時,此說最早見於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獻吉遠訪之山中,作《鈐山堂歌》以贈。”(12)但《鈐山堂歌》中有“先生今與赤龍飛,南望碧山空翠微”、“經年不釣苔成衣”、“可問王孫歸不歸”等句,(13)度其語氣,更像是對在外履職官員而非鄉居士大夫的一種問候。據邵寶《東堂新第興建記》記載,“東堂新第者,翰林嚴先生惟中之所建也……正德辛未(六年),予以貴州之節過之,蓋亦謂然。越八年己卯,先生奉使還自桂林,乃作堂,以面鈐題曰鈐山之堂……其北即前所建東堂也。”(14)則所謂的鈐山堂,當建於正德十四年至十五年間,在這之前只有東堂,沒有鈐山堂。嚴嵩的詩友唐龍,撰有《太史日擬北行弗果詩至約春初於南浦論別用韻勸之行□□新構面鈐山甚奇》一詩,其中“太史日擬北行弗果”、“約春初於南浦論別”諸句,(15)對應的是正德十六年春嚴嵩啟程赴京一事,可知詩作於正德十五年。是年嚴嵩居南昌,與時任江西監察御史的唐龍多有唱和,留有《夜登明遠樓同王陽明中丞唐朱二察院》、《和唐侍御晚登春臺》等作。既然唐龍說“新構面鈐山”,則此建築應落成未久。故嚴嵩回到北京後,立即邀請京城名流題詠。他夏天到京,同年八月升任南京翰林院侍讀,在京停留時間不過兩三個月,卻收到費宏《爲嚴編修惟中題鈐山堂用王禮侍思獻韻》、夏言《次王甌濱韻題嚴介溪鈐山堂》、劉節《題介溪嚴太史鈐山堂次韻》等多篇詩作,足見他對鈐山堂題詠一事的重視和熱情。有鑑於此,李夢陽的《鈐山堂歌》,不可能早於正德十五年;而《題嚴編修東堂新成》,根據《空同集》中前後詩歌的時間、地點信息來推斷,應作於李夢陽來訪時,至晚正德九年。如此則嚴嵩與李夢陽的交往,可分爲正德初年在北京、正德九年在江西、正德末嘉靖初書信交三個時期。二人在往來的緊密度上,遠勝過嚴嵩與李東陽的關係。

    平心而論,能同時贏得李東陽、李夢陽兩位文壇領袖的矚目,並被寄予很大的期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專題: 嚴嵩   上層文學秩序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gz775.com),欄目:天益學術 > 語言學和文學 > 中國古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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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中華文史論叢》2018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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