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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肖瑛:社會學研究的歷史轉向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6 次 更新時間:2019-07-28 00:10:16

    進入專題: 社會學研究  

    肖瑛  

      

       一、引言

      

       社會學家視野中的歷史具有雙重意義,首先是作為本體性的對象,其次是作為方法。就前者而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判斷對于社會學者無疑具有震撼效果,它精準地揭示了社會學者研究歷史現象的真實動因。對于社會學者而言,任何社會結構或者社會現象都不是非時間性地存在的,而是具有歷史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一方面是自然而然的過程,另一方面又存留于人對歷史的不斷重建和認知之中。就后者而言,比較是社會認知的基本方法,比較可以是各種抽象的理念型或者平均類型,也可以是對過往現象或他者的想象和再建構。

       史學對于一個有著悠久文明的國家而言毋庸置疑是最為重要的,但在我國這幾十年的社會學研究史中,其價值似乎非常有限,大陸社會學基本上是在非歷史的語境下進行自我建構和研究:理論上走向抽象主義而忽略中西比較或者西方社會學思想背后深刻的歷史基因和脈絡;質性研究雖然似乎高度重視語境的作用,但往往把語境理解為共時性因素的結合;定量研究基本上在一個米爾斯所謂的抽象經驗主義的邏輯下運作;在課程體系中,歷史的價值僅僅表現在思想史、社會史、社會學史等幾門邊緣性的課程中,很難進入社會學者的思維方式和學術想象力(肖瑛,2014b)。

       可喜的是,近10年來,一些社會學者開始意識到我國社會學研究的這種偏頗,積極呼吁并在人才培養和研究上推動社會學研究的歷史轉向,對民國社會學史的重視和發掘就是例證。特別是2012年以來,學者、學術期刊、學術會議相互配合,推動著社會學對于歷史學和歷史問題的重視,譬如2012年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與上海大學社會學院、《社會》雜志合作主辦“中國社會變遷與社會學前沿:社會學的歷史視野”學術研討會,一批青年社會學者和歷史學者聚集一堂,就如何在歷史視野中開展社會學研究提出方法論上的可行性,并就一些實質性論題做了深入的探討;2012年以來,《社會》雜志有意識地刊登歷史社會學方面的學術論文,并在2014年開辟“歷史社會學”專欄;《開放時代》雜志對中國革命史的關注已經長達10年。

      

       二、核心論題

      

       鳥瞰2011—2014年這短短4年我國社會史和歷史社會學領域的研究,雖然議題眾多,但主要聚焦于如下幾個方面。

       (一)總體性社會科學何以可能

       渠敬東(2013a,2013b)提出重建總體性社會科學的命題,并嘗試從所有制、經營權和治理體制機制等三個角度建構對近30年我國鄉鎮企業研究成果的總體性把握,這一命題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經驗問題,是社會學與歷史學如何勾連的問題。在“中國社會變遷與社會學前沿:社會學的歷史視野”研討會上,學者們對“總體性社會科學”問題做了多重闡發,都認為重建總體性社會科學必須處理好中西古今的內在關聯問題。具體言之,就如李猛所說,既向中國傳統進展,又重新發掘、發現西方經典在社會理論中的意義;要理解傳統社會,必須關注“傳統社會是如何理解自身的”問題、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的雙重努力,以及重新確立對待中國傳統的態度問題;中西古今的結合點就是比較文明分析。而這樣的研究路向,關鍵是警惕去社會學化的危險,不能忽視經典作家在建立總體社會科學的努力中對內含的關于社會構成的實在和條件的論述。就中國學術傳統對于重建總體性社會科學的意義問題,渠敬東指出,民國時期社會科學的最高代表王國維和陳寅恪開創了兩個研究傳統:一是堅持在經學中構建中國文明的系統,二是回到作為民情的歷史概念之中。這兩個傳統構成中國社會學與所有人文學科巨大張力的根源,影響著民國時期的社會學研究。因此,社會學應與關于“民情”的史學建立關聯,經驗性和歷史感地研究“當下”的“民情”(轉引自劉亞秋,2013)。

       從經驗角度看,楊清媚(2013)對陶云逵的研究、侯俊丹(2014b)對陳黻宸新史學思想的研究、孟慶延(2013)關于如何把土地革命的命題放置在“理解共產主義文明”這一總體性論題下開展研究的思考,都可以算是基于總體性社會科學思維來從事學術研究的嘗試。

       (二)經典概念的再思考

       “差序格局”是費孝通創造的一個理解中國社會構成和運行機制的經典概念,對這個概念的解釋和再造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學一道蔚為壯觀的景觀。與以往的相關研究不同,吳飛(2011)、周飛舟(2015)等學者把差序格局放置到西周以來的禮治傳統中考察。基于喪服制度的結構及其演變,吳飛(2011)認為,“尊尊”和“親親”邏輯實際上構成了中國最早的立體的差序格局形態,從而補充了最初形態的“差序格局”的平面化不足。肖瑛(2014a)在吳飛、周飛舟和閻云翔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對“差序格局”的構成邏輯進行了豐富,把差序格局類型化為社會等級意義上的與社會心理意義上的,又把前者區分為親親意義上的和尊尊意義上的,并進一步嘗試建立起它們之間的轉化關系。羅琳(2013)和肖瑛(2014a)還試圖指出,在急劇的社會變革期,差序格局出現了從傳統社會的自然意志形態向現代性意義上的理性意志形態轉變的趨向。杭蘇紅(2012)通過對西漢外戚受爵的研究揭示了實際政治生活中“親親”的差序格局對“尊尊”的權力等級的凌駕和改變,呈現了“內圣外王”不僅作為一種知識精英的自我修養目標,而且作為一種以家的模式來改變和重建國家模式的現實,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吳飛等學者關于差序格局的再研究。

       何蓉(2014)對“均”做了觀念史的爬梳,同一個概念在不同語境下的含義并不一致,但它們會構成人們的思維方式的重要語境,并自覺不自覺地影響著人們對相關概念和思想的理解,從而使中國人對于現代性意義上的正義的理解也具有了中國特色。但與何蓉以及侯俊丹這種在中國文化傳承及其與其他文化的交流中發現一個概念的實質性內涵的變化不同,姚中秋(2014)似乎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渴望通過西方概念來為本土文化的現代性正名,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受束于這些西方概念本身的內涵,這種簡單的套用對于更為真切地理解具體文化類型及其交流后果似乎缺乏積極的學術意義。

       如前所述,“民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概念。“民情”(mores)是孟德斯鳩與托克維爾用以分析特定社會的情感結構的核心概念。渠敬東(2013a,2013b,參見劉亞秋,2013)把“民情”同體制、知識等因素結合起來作為治理機制研究鄉鎮企業的治理體制,可被視為這方面研究的一次嘗試。侯俊丹(2014a)從清末在應對太平天國運動中民間力量的轉化這一經驗現象來考察“民情”變動的機制,并把“民情”的轉變同中國的現代化連接起來,有效地延長了社會學的解釋鏈條。

       (三)社會學史與民國社會學傳統的再發現

       民國時期,一批從海外學成歸國的青年社會學家積極參與到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建設當中,他們在城市與農村開展社會調查,深入思考社會學的本土化路徑,甚至發起中國社會的改造試驗。1980年以來,恢復后的社會學并沒有很好地重新思考和接續這份歷史遺產。直至近年,一批學者開始發掘社會學的民國傳統,重新編輯和出版了一些民國社會學的經典著作,并展開了對民國社會學家與社會學史的研究,如宣朝慶(2011)對定縣實驗中鄉紳與平民教育會之間沖突的再現、周曉虹(2012)對孫本文的介紹、杜月(2012)對瞿同祖早期與后期思想的比較研究、楊清媚(2013)對陶云逵人類學思想中的德國成分以及這些成分對于陶云逵的人類學思想之形成的作用機理的研究,都為激活中國社會學的傳統做出了努力。

       (四)公共性:傳統與現代

       公共性是一個社會的本質,但不同社會的構成邏輯是不一樣的,這也決定了公共性在具體語境中的不同形態和運作機制。自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展開對國民性的反思以來,公共性就是其中至為核心的一個維度。圍繞這個舶來的概念,形成了多種相互對立的觀點,如姚中秋(2014)堅持認為儒家思想中不僅有這些概念及其實踐的重要地位,而且其理念和實踐具有相較于西方的獨特邏輯和優勢;任鋒(2014)對儒家政治哲學中“公共性”的形成和流變的梳理及其在近代中西碰觸中所產生的緊張的分析,可以被視為姚中秋觀點的一個注腳。任文利(2014)則以中晚明時期的朝廷內部的信息傳播和議政載體《邸報》為對象來討論在帝制內部,儒家士大夫們對于政治公共性的不懈追求。

       與上述三位鮮明的儒家立場不同,劉怡然(2014)、黃柏莉(2014)和汪華(2013)關于公共性的研究顯然是以西方現代性思想為參照的。汪華的研究集中在1927—1937這10年間上海社會保障建設情況,洞察的是公共服務問題。劉怡然對清末民初上海義演現象的分析表明,雖然義演并沒有帶來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領域”,但對“公共社域”(public communal domain)的催生作用卻是明顯的,由此促進了一種新的公共性的生成,對20世紀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演進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黃柏莉(2014)則發現廣州公共空間的構成與維持跟政府的理念和治理能力聯系在一起,一方面使以公園與茶樓為代表的公共空間具有平民化和世俗化的特點,另一方面則由于社會變動政府能力衰弱而難以實現公共空間秩序的有效維持。

       (五)社會變遷中鄉村權力結構之演變

       侯俊丹(2014a)的研究以太平天國運動對鄉村社會秩序的影響為對象,她發現,太平天國運動催生了士俠合流及其武裝組織化,破壞了基層社會基于宗法和儒家倫理構建的基本秩序;縱使戰后中央政府力圖恢復社會的傳統連接機制,但因民情在戰爭中的變化而不再可能,從而為中國社會下一步的現代化創造了客觀條件。渠桂萍(2013)對從清初到清末以至民國期間,我國鄉村權力結構演變的軌跡做了分析,發現社會變動對于基層社會的治理結構和權力構成產生了深刻影響。宣朝慶(2011)關注的則是定縣實驗中平民教育會力量的進入給地方鄉紳權力帶來的消極性,從某種意義上說,定縣實驗這種植入的現代化進程破壞了鄉土社會的權力結構,造成鄉紳與平教會乃至國家的激烈沖突,并直接導致了鄉紳權力的式微。

       雖然李潔(2013)和羅琳(2013)的研究必須放置到社會革命的話題下展開才能彰顯作者的本意,但宣朝慶、李潔和羅琳的研究都在討論一個問題,即植入的現代化進程及其后果,而且當把這些研究同渠桂萍以及侯俊丹的研究聯系起來時,就形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時間鏈,即從清末到1949年甚至改革開放這一百多年來中國鄉村權力結構在不同力量的影響甚至支配下變動的基本線索和邏輯。

       (六)把革命史帶入社會學研究

       中國近現代革命史是人類歷史上波瀾壯闊的一頁,其所發生的原因、機制、轉折、后果以及各種林林總總的細節,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開放時代》以“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革命”為題先后主辦過八次學術研討。

    近年來,應星及其學術團隊嘗試把中國革命史帶入社會學領域之中,其目的是在黃仁宇的“大歷史”觀觀照下理解“現代政黨國家是如何建構的”這一基本問題。應星從陳寅恪早年的華夏農耕文明在尚武民族包圍和沖擊下發生了怎樣的變動的問題意識中獲得啟示,將自己的問題意識簡略地界定為:“共產主義文明自傳入中國后,與中國傳統發生了怎樣的遭遇?中國從蘇聯和共產國際那里拿來了什么樣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在中國的實踐中發生了什么變異,給今天留下了什么?為回答這些問題,應星努力打通中共黨史與社會史,中共黨史與蘇聯黨史、共產國際史,中共黨史與國民黨黨史之間的隔離,并突破國外學者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形成的集權主義、社會革命以及文化和地方精英等三種主導范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專題: 社會學研究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gz775.com),欄目:天益學術 > 社會學 > 社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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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學年鑒20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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