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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建雷:“索我理想之中華”:近代中國的歷史轉型與反思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22 次 更新時間:2019-07-28 00:12:07

    進入專題: 中華文化體   世界列國時代   系統重置  

    潘建雷  

       提要:近代中國轉型是一場以“求索理想新中華”為目標的社會系統重置。文章以中國作為世界文化體為基點,以大歷史的分期為框架,剖析作為近代轉型“母體”的傳統中華文化體的主要維度,闡釋其深度耦合的結構與超強的歷史慣性。在此基礎上,文章以一種總體的近代史觀梳理了“增量改革”、“系統改制”與“系統重置”等近代轉型各階段的道路選擇、緣由得失與繼替關系,旨在呈現當下社會各維度“雜糅焦灼狀態”的歷史淵源及其在轉型時空中的位置,確定轉型新階段的既定條件、可能性與限度,以資勾勒“理想新中華”的圖景。

       關鍵詞:轉型 中華文化體 世界列國時代 系統重置

      

       當代中國正在經歷一場中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其價值理念、政治體制、產業模式、組織形式等各維度都在深度調整。這場變革是數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與世界全方位深層次融合的產物,也是整部近代轉型的新階段。對這個處在“社會大變革時代”而欲“更加定型”的國家而言,如何構筑一個各維度更匹配、更契合時代變化趨勢的社會體制,是時下轉型新階段根本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也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不可推卸的歷史任務。如楊奎松先生所言,當代社會問題與近代以來的轉型是河流上下游的關系,中間并沒有隔著高山大海;要想知道這條洶涌澎湃的歷史長河流向何處,就應先考察過往河道的水文地理,它們是社會后續流變的給定條件與既定限度(楊奎松,2011:9)。因此,當代中國欲構筑定型的社會體制,就應超越當下的歷史閾限,以一種總體的近代史觀梳理以往轉型各階段的道路選擇、緣由得失與繼替關系,以呈現當下社會“新舊雜糅”的歷史淵源及其在轉型時空中的位置,確定轉型新階段的既定條件、可能性與限度,以資勾勒“理想新中華”的圖景。

      

       一、“中華文化體”的立國形勢、演進階段與兩次轉型

      

       (一)“中華文化體”的立國形勢

       世界各國在應對自然社會問題的過程中都會形成各自的價值理念與社會制度,錢穆先生稱之為“立國形勢”,其國運興衰往往可從中找到答案(錢穆,2009:93-94)。較之羅馬的軍事帝國、英倫的經濟帝國、美利堅的文化帝國與其他狹小民族國家,傳統中國的立國形勢是以“天道人倫”為核心價值理念構筑而成的“文化體”(錢穆,2005a:3),于自然推崇“敬畏天地、道法自然”,于人世推崇“親親、賢賢、尊尊、長長”。如錢穆先生所言,傳統中國的立國形勢不是以狹小地域為中心憑武力、資本、價值強加或兼而有之的方式征服四方加以統治,而是各部分基于對共同文化理念的認同感與向心力共建國家(錢穆,2009:94)。其特點在于崇尚文教,“不立疆域”,秉持“近者悅、遠者來”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化育播遷天道人倫的理念,使之同敬天地,共拜祖先,漸次消滅相互畛域,溶合為“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世界秩序或者說“天下體系”(郭嵩燾,2017:45;唐德剛,1998a:204)。縱覽人類文明史,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等文明早已塵埃湮滅,唯獨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此等奇跡當歸功于其文化立國形勢的強韌生命力。

       (二)中華文化體的演進階段與兩次歷史轉型的比較

       文化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中華文化體也是微涓成海,其演進經歷了三大階段,即“中原文化時期”(先秦)、“中華文明圈時期的宗主國時期”(秦漢至1840年)與“世界列國時代一員時期”(1840年迄今),以及相應的兩次轉型,即“戰國之變”與“近代之變”(郭嵩燾,2014)。兩次轉型的異同可歸納如下。

       1.主動漸進與被動猝然

       戰國之變積春秋戰國五百年漸進而成,這次轉型是在周邊沒有壓迫與挑戰情況下主動自然、因勢利導的融合過程。戰國之變時期,士人新興精英階層對社會轉型進行了“百家爭鳴”式的充分辨析,理論儲備較為豐富,轉型趨向頗具共識。相較之下,近代轉型由外力壓迫造成,顢頇遲鈍的天朝上國于猝然之間降格為世界弱國。閉塞倨傲的晚清士大夫精英階層,面對“神州不過世界東南之一角”(郭嵩燾語)的全新國家觀、世界觀,其迷茫與痛苦可想而知,“明達之士尚不知如何策應,至于蒙昧之人先頑固自守、后驚慌失措的丑態也在情理之中”(汪榮祖,2008:3)。這種近乎云壤的歷史落差與被動局面,也造成了近代以來愈演愈烈的擺脫落后與危亡的迫切心態,康有為“三年而規模成,十年本末舉,二十年而為政于地球,卅年而道化成矣”之類的言語事例在近代史上不勝枚舉(汪榮祖,2008:99;唐德剛,2004:59—60)。

       2.古今之爭與中西問題

       大體來說,戰國之變的轉型道路抉擇在齊魯派的“法先王”與三晉派的“法后王”之間展開,即儒法的古今之爭。盡管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國家建制辯論最終以“以古非今者族”的鐵血手段確立了“法后王”的思想與大一統的君主郡縣體制(《史記·秦始皇本紀》);此后儒法的古今之爭及其物化形式郡縣國家與倫理家族的結構性沖突,成為這一歷史階段中華文化體建構社會體制的主要張力。近代轉型則截然不同,中西問題上升為統攝性的轉型主題,儒法、儒釋道等問題都降格為轉型的副題而隱匿其中。

       3.東方世界與全球秩序

       戰國之變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世界的巨變,而近代中國轉型則是歐美主導的現代化與全球歷史的組成部分。18世紀后期以降,經過數百年城市復興、宗教改革與資本積累的西方世界,相繼發生產業革命、政治革命、思想科學啟蒙與社會改良運動,持續200年之久,直至兩次世界大戰釋放轉型產生的戾氣之后,相對穩定的社會體制才得以建立,完成了全球化運動的第一階段:歐美主導的世界秩序。近代的中西碰撞與轉型正是這場源于歐美、波及全球的現代化運動的一折戲目。

       4.少年“爆發”與“返老還童”

       若用生物學的類比,中華文化體的戰國之變類似少年期的“爆發”,而當它與西方世界碰撞時已近乎一個“老態龍鐘的巨人”,兩次轉型歷史包袱、規模體量、結構惰性都不可同日而語,難度自然也有天壤之別,用“返老還童”形容后者似不為過。1916年李大釗先生在《青春》一文勉勵青年“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李大釗,1984:200),可視為此種轉型特征的學理反響。

       5.繼承合流與反復試錯

       戰國之變的內生、主動、自然的特點決定了這次轉型更多是封建與郡縣在價值理念與社會體制層面的繼承合流。就政制而言,秦漢皇帝便是集殷商神格天子、周制宗法家長與法家的政治決斷者于一身;就價值理念而言,封建時期的價值理念為歸納為“親親、貴貴”,以血親組織社會與政治,后因全面戰爭動員的需要,宗法貴族為“學而優則仕”的職業官僚與軍功戰士所取代,“貴貴”也隨之轉型為“賢賢”(趙鼎新,2006;渠敬東,2016)。近代轉型則不然,傳統中華體制面對西洋沖擊滲透的新舊更替極為痛苦,百余年間,變法革命風起云涌,社會系統大破大立,諸種方案反復試錯,有學者稱之為“十年一變”,其烈度更“超過春秋戰國數倍”(唐德剛,1998a:31,213—214;郭湛波,2005:1)。

      

       二、“強政府、大社會”:高度耦合的傳統社會體制

      

       承上所述,1840年的中西碰撞,古老中華文化體遭遇了一個器物制度乃至政教民風都更勝一籌的西方文明。面對“西力東侵、西學東漸、西潮東靡、西制東植”的挑戰,中華文化體被迫跌入世界新秩序,“天朝上國”陡然降格為“世界列國時代的一員”。如錢穆先生所言,這場前古未有之變局不同于以往改朝換代的“因循之變”,其本質是一場醞釀已久的大病變,中國社會的人心秩序與社會體統的“生原”都面臨全面的挑戰與危機(錢穆,1996:25—28)。這次轉型迄今已近兩百年,經晚清、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次巨變,尚在“轉型三峽”中上下求索,其重要緣由之一便在于沒有深入梳理作為近代中國轉型母體與給定條件的傳統中華文化體,后者實是理解近代轉型的一把鑰匙。有鑒于此,在討論近代轉型的演變軌跡之前,應先梳理傳統社會結構的主要維度及其關系,即以天道人倫為價值理念(主流集體意識或者說集體良知),以君紳郡縣、家族鄉村、農副經濟與華夷天下為組織結構的社會體制。

       (一)價值理念:天道人倫

       中華文化體以天道人倫作為處理自然/人世關系的綱要,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獨具特色的社會政治學說。所謂“政教所及皆為中國”,這套獨特的理念與社會政治學說是中華文化體維系大一統國家的精神紐帶與綿延播遷的源泉。

       傳統時期的人世價值理念為可概括為:“親親、賢賢、尊尊、長長”(自然觀可概括為“敬畏天地,道法自然”)。血親、德性、地位、年齒是形塑倫理化的人格形態與社會秩序的基底要素,其中血親倫理更是人世行為舉止與組織化的原型。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國社會是以家庭(親親)為倫理關系的起點,鄉鄰朋友都以叔伯兄弟相稱,移照相應的“五倫之義”與“禮俗安排”對待,用“倫理擬制”對君臣、朋友等社會關系依親疏遠近推而廣之,以“倫理組織社會”(梁漱溟,2005:81)。這一觀點精辟概括了傳統社會的組織方式與正當性來源,即人倫擬制與社會的倫理化,以及儒家學說“家國同構”的理想與綱常名教的禮治秩序。

       這套社會學說是儒家對周政封建宗法理念的改造。早期儒家倡導以囊括社會總體的仁義倫理揚棄了封建宗法的血親倫理,以德性的“賢賢”統攝血親的“親親、長長”(及政治的“尊尊”),塑造了血親與德性融合支持的關系;他們所說的家族已經不止于簡單的血緣團體,而是以倫理為組織原則的文化單位,從而突破了家族狹隘的血親邊界。社會的倫理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血親家族與君紳國家的抵牾,能使二者同時納入大一統的社會政治體系中,更為封建向郡縣的轉型合流與士紳階層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理據支持,所謂“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此處就秦漢以來的封建-郡縣關系要強調一點,郡縣制度下的封建,無疑已經不再是原初那種國家建制意義的封建,更主要是社會生活領域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準則(渠敬東,2016)。當然它在政制維度也有體現,例如,漢唐以降的世襲蔭蔽、察舉、科考并行的官僚選拔制度,與“親親、賢賢”融合并重的價值理念是互為表里的關系。

       “尊尊”理念是“寓法于儒”的產物與君主郡縣國家的價值基礎,形成了王霸并舉的政治學說。早期儒家以德性揚棄宗法血親實現人倫的泛道德化,同時也把法家“定君臣、列貴賤、別上下”的思想與儒家“禮主別異”“君君臣臣”的禮治秩序進行嫁接,使得儒家禮治的君臣秩序參入了“君權天授”的神秘學說、“三綱六紀”等森嚴等級與殺伐決斷的至高權力,為高度集權的君主郡縣國家提供學理支持。從歷史上說,鼎定中華文化體基本格局的400年秦漢王朝正是“秦法政”與儒家學說的融合,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

    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說,“天道人倫”要成為主流集體意識或者說集體良知,就需一整套與之匹配的社會持續在場物(social representation),使之能以具體而微的方式在社會生活中持續到場。先賢朱熹有言:“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也。”(朱熹,1983:110)這些社會持續在場物,據結晶化程度從法律、典章、鄉約、村規、家訓的禮樂制度到各種婚喪嫁娶的鄉風民俗,并輔以相應組織為支撐,即以家族生活為中心,鄰里、私塾、書院等教化機構與懲罰性的國家機器組成的嚴密社會空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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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gz775.com),欄目:天益學術 > 社會學 > 社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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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社會發展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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