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ronym id="g0ewy"></acronym>
  • <object id="g0ewy"></object><kbd id="g0ewy"><optgroup id="g0ewy"></optgroup></kbd>
  • 羅祎楠:思想史視野中的質性研究:以方法意涵的構建為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96 次 更新時間:2019-07-28 00:15:42

    進入專題: 思想史視角     結構視角  

    羅祎楠  

       摘 要:本文嘗試從思想史視角反思質性研究方法,以揭示被結構視角遮蔽的研究過程,從而探討一種直面內心的反思性社會科學研究方式。思想史視角強調回到文本去闡釋書寫者賦予研究方法以意涵的思想過程。本文以“推論”“充分必要性”與“意義”等三種方法論立場中的方法意涵構建過程為例展現這樣的思想過程:方法論如何引導了對特定研究方法的選擇;當方法論與現實情況存在差距時,書寫者如何在原有方法論立場中發展對質性方法新的理解以捍衛方法論的合理性;書寫者如何在強調與其他立場的區分中發展對方法的理解。本文由此揭示了看似相同的方法背后所蘊含的巨大意涵和實踐差異。一種圍繞“意涵”展開的方法知識系統將有可能被建立起來。思想史視角為反思性的質性方法知識構建提供了可以付諸實踐的路徑。

       關鍵詞:思想史視角; 結構視角; 意涵; 質性研究方法; 方法論

      

       本文嘗試從思想史視角反思質性研究方法,以揭示被結構視角遮蔽的研究過程。思想史視角的基本立場是:研究者需要回到文本去闡釋書寫者賦予研究方法以意涵的思想過程。思想過程是書寫者在流動的寫作意向中不斷表達的觀點、論證、描述與評價;這些表達針對特定對象而發,直接或間接地傳遞著書寫者的意思(Chartier,1982:13-45;LaCapra,1982:57-85;Skinner,2002:86-89、93-102)。本文中的“意涵”,特指學術作品表現出的書寫者對具體質性研究方法的理解。這些理解只有在思想過程中才能涌現:它或來自于方法論的引導,或來自于調和方法論立場與現實差距的意向,或來自于強調方法論立場差異的意向。意涵只有在過程中才能出現,脫離了思想過程,意涵也就無從談起。本文強調研究方法富有意涵,是要說明方法從來不是客觀而固定的操作程序。方法是被書寫者不斷闡釋的對象。

       書寫者在闡釋中不斷重構新的方法實踐,這些實踐或被明言,或只是隱性策略。本文揭示產生意涵的思想過程,從而看到有關質性方法更加豐富的思想世界。思想史視角相信,只有通過對特定文本及其語境的分析,研究者才可以呈現意涵(LaCapra,1982:50)。文本承載了書寫者錯綜復雜和不斷流動的書寫意向,也承載了他們所運用的知識、邏輯鏈條、判斷評價,還承載了他們并未意識到的凝固化的知識結構。文本是一種話語媒介,它可以被不斷闡釋。這種闡釋可以來自于書寫者自己,也可以來自于閱讀者(Chartier,1982:39-40;LaCapra,1982:57-85)。通過文本闡釋,書寫者的思想過程得以展現,而有關方法意涵的知識系統也得以呈現。

       本文將展現這樣的思想過程:(1)方法論如何引導對特定研究方法的選擇;(2)當方法論與現實情況存在差距時,書寫者如何在原有方法論立場中發展對質性方法新的理解以捍衛自身的合理性;(3)書寫者如何在強調與其他立場的區分中發展對方法的理解。通過對思想過程的研究,本文圍繞“意涵”建立起新的方法知識系統,一些有關質性方法新的認識會由此產生。這些認識包括但不限于:研究方法的選擇是如何隨方法論意識的不同而改變的,對方法論局限性的理解如何催生出新的研究策略,對“比較”的不同理解與實踐方式,對“理論化”的不同理解與實踐方式,等等。這些認識揭示了看似相同的方法背后所蘊含的巨大的意涵和實踐差異。本文揭示了融于具體思想過程中的方法意涵差異,這將大大擴展質性方法的視域。一種圍繞“意涵”而展開的方法知識體系將有可能被建立起來。思想史視角也為反思性的質性方法知識構建提供了可以付諸實踐的路徑。

      

       思想史視角與結構視角對研究方法不同的理解

      

       研究方法歷來是社會科學關注的焦點之一。自20世紀70年代起,國際學術界對此的討論不斷深入,國內學術界最近十年也日益關注研究方法問題。這些討論促進了方法自覺與規范,但也激化了對于方法差異甚至優劣的論辯。盡管論辯各方的觀點對立,卻呈現出類似的研究視角,我們稱之為“結構視角”。

       結構視角區分不同的方法論傳承(Goertz and Mahoney,2012),并將這些傳承理解為具有固定特征而涇渭分明的意義結構,進而將不同研究方法(或相關作品)分門別類地歸入這些方法論。在這種思考模式中,研究方法就是可重復的操作規程,它們被貼上了某種方法論的標簽,從而構造出“方法論—方法(著作)”的固定對應關系。比如,有的討論者強調定性研究的特點在于以實在論或建構主義等方式探索個體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定量研究則依靠實證主義的方法論發現共性和普遍性(Johnson,2006;Goertz and Mahoney,2012:10-11;陳向明2016:13-20)。他們進而按照這樣的類別將不同方法歸入其中。比如,把以發現因果機制為目標的過程追蹤、個案內分析和少案例比較(如QCA)等方法歸入定性研究,把大樣本的統計分析建模等歸于定量研究(Brady and Collier,2010;Goertz and Mahoney,2012;Gerring,2017)。研究作品也被分門別類地置于不同傳承中。比如,我們熟知的《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一書成為按照定量思路進行研究的典型,批評者強調其和真正的定性研究存在根本差異(Brady and Collier,2010)。正如格爾茨和馬奧尼(Goertz and Mahoney,2012:222-223)所認為的,研究者可以將各種研究方法操作對應于定性與定量兩種傳承,列出所謂的差異“清單”。他們相信,“單個研究計劃都可以按照傳承所強調的內容被放到兩種傳承的某一邊”。在這樣的思路下,即使研究者主張“超越”“彌合”或者“混合”定量與定性研究,這種混合也依然依據預先構造的“方法論—方法操作”的思考模式展開(Lieberman,2005;Mahoney,2008)。

       決定這種立場劃分的是一套看似客觀,實則模糊的知識體系。討論者依賴某些先入為主的知識給研究方法貼上分類標簽。這些知識來源模糊,被人為固化,掩蓋了更加多樣的方法意涵特征。固化的方法論標簽和真正豐富的方法意涵之間存在錯位,造成了對質性研究方法理解的困難。本文就討論了四個錯位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堅持定性立場的批評者將加利·金(Gary King)等人的《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視為定量統計的代表(Brady and Collier,2010:67-79)。但這樣的批評忽視了該書文本蘊含的調和質性與統計間不契合性的思想過程,也難以理解書中出現的與統計思路不吻合的對定性研究的意涵表述。比如,書中否定了統計的隨機抽樣原則在少案例研究中的可操作性,卻肯定了“有目的的選取觀察值”的做法。再比如,作者雖然強調需要根據解釋變量的變化范圍選取觀察值,但也承認按照被解釋變量的變化范圍選取觀察值的合理性。這些矛盾性的表述只有通過思想史視角才可以理解(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142-149)。

       第二個例子,研究者將通過過程追蹤發現因果機制視為質性研究的重要方法,進而歸納出這一方法明確的特點和操作步驟(Beach and Pederson,2013:1-5),但他們忽略了,同樣是按照過程追蹤的方法操作將經驗材料理論化為因果機制,操作背后所具有的意涵可能截然不同。不同的方法論對什么是因果和什么是理論有著多樣的認識,因而書寫者對追蹤何種過程也是認識不一。他們或是聚焦于個人的工具理性與制度激勵(Bennett and Checkel,2015:31-34),或是將事件作為重點,抑或集中關注賦意過程。他們也會依照完全不同的方法實踐構建理論。

       第三個例子,以QCA為代表的案例比較方法相信通過一套規范的操作可以尋找充分、必要等原因,但忽視了使操作得以成立的意涵基礎,那就是展開比較的案例為什么可以成為案例。案例被認為是預先給定的客觀存在,卻忽視了研究者按照自己的要求組織材料構造案例的思想過程,案例的不同意涵在這個過程中涌現。比如,本文討論到的對“可比性”的構造就體現了這樣的思想過程。

       第四個例子,在現今普遍流行的扎根理論中,研究者宣稱有一套客觀化資料收集和編碼程序操作(陳向明,2016:327-332),卻忽略了扎根理論源于意義研究中的符號互動的基本方法論立場,更忽視了扎根理論得以建立自我合理性的方法論本源,即為什么扎根理論自我認為可以發現因果關系(科賓、施特勞斯,2015:6-10)。討論者因而忽視了扎根理論中通過比較進行概念校準的方法操作背后所體現的不同于其他比較方法的意涵:對研究者與學術共同體交流方式的理性化,而不是對研究方法操作程序的理性化。

       這些例子提示我們,在結構視角所見之外,存在更加復雜的研究過程。這樣的過程只有通過思想史視角才可以被揭示。思想史視角與結構視角具有三個主要差異。

       第一,在理解研究方法時,思想史視角強調,外生性的方法知識不能取代對賦予方法以意涵的思想過程的理解(Bol,2004)。結構視角只看到方法的操作步驟和方法論的固化特征,只是將方法論和方法靜態地對應在一起,卻忽視了二者在思想世界中的聯動過程。比如,本文揭示了“控制性比較”的理想與社會世界無法充分控制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如何催生了方法書寫者對“可比性”的意涵構建。這樣的構建體現了書寫者協調矛盾的意向。結構視角盡管也看到了這樣的困境,但無法理解這種困境是如何在具體思想過程中催生意涵的。討論者只是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依靠某種固有的方法知識解決此種困境。他們或者只是以尋找所謂相似地區等方法將少案例比較中的控制難題模糊處理,或者干脆走向更加符合控制邏輯的實驗法(Tsai,2007;Slater and Ziblatt,2013;Mahoney and Thelen,2015:10-11)。這些做法忽視了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廣泛存在的解決控制性比較問題的隱性實踐策略。再比如,本文揭示了以意義作為構造因果性基礎的學者如何不斷強調自己可以更好地解決控制困境。正是這種意向性引發了對“比較”和“理論化”方法新的理解。結構視角不會關注這樣的思想過程,因為它更在乎如何對各種立場展開批判式的評價。評價者將自己視為某些方法立場的堅守者,卻失去了將立場還原于思想過程中的反思性。他們試圖評價差異,卻忽視了差異本身所具有的推動方法意涵發展的力量。

    第二,思想史視角將方法意涵納入研究視野,而結構視角忽視了方法意涵的存在。方法被視為代表特定方法論并超然于具體文本的固定操作方式。這樣的視角忽視了看似類似的方法的不同意涵,也忽視了書寫者構造意涵的思想過程。比如,當書寫者將從“指號到意義”的不斷互動視為因果過程時,他們相信不再需要依靠“控制性比較”就可以發現因果。因此,他們轉而將“比較”理解為在復雜意義世界中尋求精確性解釋進而建立理論綜合的過程。書寫者對自我方法論立場優越性的認識引導出“比較”新的意涵。再比如,面對控制困境,書寫者悄悄地改變了作為“控制性比較”方法基礎的“相同性”與“不同性”的意涵。使所謂不同性成為相同性的特定表現形式。結構視角將這些方法籠統地視為少案例(Small-N)比較,卻忽視了它們具有的不同意涵。這樣的意涵也引導了不同的方法實踐。比如,在第一個例子中,書寫者需要對整個賦意過程進行理論化,而不再是將過程分割為不同概念以展開比較。在第二個例子中,書寫者則需要首先以“條件—應對”構建因果敘事,然后再有意識地調節概念抽象層次,將不同性處理為相同性的特定形式。對意涵構建過程的揭示將建立一種新的方法知識系統。只有在思想史視野中,這樣的知識才可以呈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專題: 思想史視角     結構視角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gz775.com),欄目:天益學術 > 社會學 > 社會研究方法
    本文鏈接:http://www.gz775.com/data/117441.html
    文章來源:《社會》2019年第1期

    0 推薦

    在方框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多個郵件之間用半角逗號(,)分隔。

    愛思想(aisixiang.com)網站為公益純學術網站,旨在推動學術繁榮、塑造社會精神。
    凡本網首發及經作者授權但非首發的所有作品,版權歸作者本人所有。網絡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并保持完整,紙媒轉載請經本網或作者本人書面授權。
    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愛思想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傳播,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若作者或版權人不愿被使用,請來函指出,本網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愛思想 京ICP備12007865號 京公網安備11010602120014號.
    易康網
    国产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