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ronym id="g0ewy"></acronym>
  • <object id="g0ewy"></object><kbd id="g0ewy"><optgroup id="g0ewy"></optgroup></kbd>
  • 鄭永年:“魚”與“熊掌”的選擇困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34 次 更新時間:2019-07-31 15:23:22

    進入專題: 福利社會  

    鄭永年 (進入專欄)  

      

       近數十年來,對很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全方位發達的西方。西方所有的一切,包括經濟自由、政治民主、社會福利等等,一切都令人向往,希望自己的國家也可以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得到所有這一切。于是,在很多人的概念里,似乎所有好的東西都可以同時出現和同時得到。

       如果考察一下這數十年發生在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的社會抗議運動,人們不難發現,有一個巨大的差別,那就是,在西方國家,社會抗議運動的目的往往是具體的利益,更多的權利;而在非西方國家,社會抗議目的更多的是抽象的價值,尤其是民主、自由和人權。

       在經濟改革方面,很長時間里,人們對“大爆炸”(big bang)理論和方法持續爭論。這一方法強調所有經濟改革同時進行,畢其功于一役。這一理論符合很多人“急于求成”的心理,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在不同地方進行了實驗,但人們對這一方法實際所產生的結果具有很大的爭議。這一方法首先被1980年代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引用于英國的金融改革,主要是全方位放松金融管制。

       這一改革促成了英國倫敦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但人們也認為這一改革也促成了2007年以后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這一方法后來應用于俄羅斯和東歐的改革,即全盤私有化。不過,效果同樣令人質疑。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盡管走上了西方所認為的自由市場道路,但這些國家的經濟表現并不理想,并且經常出現危機。尤其和走漸近改革道路的中國相比較,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表現相形見絀。

       如果人們把“大爆炸”理論應用到一個國家的發展上,可以提出類似的問題,即一個國家是否可以同時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全方位的發展,一步到位變成西方那樣的國家?盡管在理論層面,人們對此可以爭論,但從現實經驗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這樣做。現實主義地看,就國家發展來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個“畢其功于一役”的發展模式,人們不得不面臨“魚”與“熊掌”的選擇問題。

       即使在西方也是如此。今天西方所擁有的,是其在漫長的歷史階段中逐漸實現的。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T. H. Marshall)提出了西方權利實現的“三階段論”,認為西方國家實現權利的次序是18世紀實現了個人自由(自由資本主義),19世紀實現了政治權利(選舉權),20世紀實現了社會權利(福利社會)。

       馬歇爾的理論更多的是對英格蘭發展的一種經驗描述,說明權利實現的階段性。但這一理論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評,尤其是女權主義者,她們認為,馬歇爾所描述的只適用于英格蘭的白人男性工人,而不適用于其他社會群體,尤其是包括婦女在內的“第二等公民”。

       即使在理論層面,馬歇爾的理論也存在著邏輯問題。例如,如果一個國家首先實現的是“個人權利”,那么“個人權利”如何發展成為體現集體權利的社會福利呢?如果個人權利首先得到實現,理性(自私)的個人就不會放棄自己的權利,讓渡自己的權利給“集體”。

       從經驗上說,的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保障計劃發生在保守的德國,而非自由的英國。歐洲國家從馬克思所說的“原始資本主義”,轉型到20世紀的福利資本主義,并不是說資本主義的自然轉型,而是在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推動下,歐洲諸國政治社會改革的產物。

       西方有“資本主義的變種”理論,區分了強調自由的英美資本主義和強調集體的歐洲大陸(法國、德國等)資本主義。英國因為一戰、二戰和凱恩斯主義等因素,在二戰之后實現了福利社會,但作為自由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到現在為止,在社會福利方面,仍然遠遠落后于歐洲國家。

       福利社會面臨巨大的挑戰

       即使對福利社會,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也一直面臨巨大的挑戰。在理論上,在英國福利政策出現不久,就遭到嚴厲的批評。海耶克(F. A.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為批評派的經典。前者是海耶克在二戰期間的英國倫敦寫成,被視為反對福利社會的“圣經”。

       1970年代,西方因為石油危機等因素,經濟滯漲,批評者就把矛頭對準了福利社會,認為福利社會的擴張已經破壞了“民主的可治理性”,造成了西方的“民主危機”。到了1980年代,就出現了英國撒切爾和美國里根新自由主義革命。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經濟自由(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管控社會(工會)和消減福利。

       美國奧巴馬政府針對窮人(尤其是黑人群體)出臺了一個醫改法案,但特朗普一上臺,就首先廢除了這個法案。也就是說,即使在西方,各方面的權利的實現也并不是“自然”的,而是各種社會力量互動的產物。人們并不存在“魚”與“熊掌”兼得的局面。

       不過,較之后來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情況,西方國家在不同權利逐步實現的過程的確表現為“自然”,即在沒有高強度的壓力(尤其是外部壓力)的情況下實現的。這里可以舉今天發展中國家最為關心的普選權(政治權利)為例。

       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通過憲法,賦予人民普選權的國家。1793年憲法就規定了這項權利,但之后并無選舉。1848年法國進行了第一次普選,不過之后法國的普選權就停滯不前,直到將近100年之后的1944年才賦予婦女選舉權。瑞士被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視為是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典范,但這個國家婦女選舉權直到1971年才實現。

       在其他很多歐洲國家,盡管男性普選權獲得要比法國晚,但婦女選舉權的獲得就比法國早。這種男女性不同權利的情況,除了其他很多原因,更受觀念的影響。

       在歐洲啟蒙運動中,盡管也有少數哲學家呼吁普選權,但更多的哲學家包括最為激進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認為政治是“公共領域”,而“公共領域”是專門屬于男性的,只有男性才成為公民,而女性則屬于私人、家庭或者“自然”的領域。在很長的時間里,類似的概念不僅男性接受,女性也接受。直到后來出現了新的思想,人們才意識到原來權利分配的不公平,女性在開始爭取權利,或者被賦予權利。

       即使發展到今天,盡管比較而言,西方社會各方面都已經很發達,但大多數西方國家也在同樣經歷各方面發展的不協調,呈現出一個動態的過程。尤其是近30年的全球化,已經徹底改變了西方社會原來維持的均衡狀態,導致了政治、經濟和社會高度失衡。這也是西方社會今天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不管如何,西方大多數國家的國家建設,從領土邊界的固定到領土統治權的確立,再到大眾民主參與權的實現,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時間,具有足夠的時間來逐一解決不同時期所面臨的問題,往往是“一個時間做一件事情”(one thing at a time)。但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他們同時面對所有這一切。簡單地說,和西方比較,大多發展中國家都面臨“壓縮性”(compressed)發展,即同時面臨政治、經濟和社會全方位發展的需求。

       一個現實是,和西方比較,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是社會經濟低度發展、發展不足甚至毫無發展的困境;但就社會需求來說,經濟發展、政治自由和社會福利都是需要的。如果發達國家經歷了三個世紀才實現了經濟發達、政治自由和社會福利,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等待這么久,越來越多的人要求這些方面的權利同時實現,至少是可以平衡地發展。

       這里就涉及后發展中國家的“劣勢”問題,既表現在物質層面,也表現在觀念層面。就物質層面來說,誠如新馬克思主義所言,資本主義式經濟自西方(中心)向非西方(邊緣地帶)擴散和發展,邊緣地帶本來就處于一個不利的地位(例如處于產品和產業鏈的低端、缺少優質資本和技術等)。

       從觀念上說,因為西方國家已經實現了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的權利,后發展中國家也自然就接受了所有這些權利概念,而且也認為所有這些權利不僅需要也可以同時實現。無疑,觀念和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逾越的鴻溝。

       “先經濟、再社會、后政治”的路徑

       如馬歇爾所言,西方國家先是實現了經濟發展,再是政治權利,然后是社會福利。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二戰之后,新獨立的國家都是一步到位地把選舉權擴散到男性和女性。也即是說,大多數西方國家花費了一個多世紀才實現的政治權利,在新獨立國家體現為“即時的實現”。

       從表面上說,這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因為新獨立國家的人民無需等待那么久,就隨手得到了政治權利。但從現實面來看,因為沒有任何社會經濟面的支撐,這種政治權利往往沒有實質性的意義。

       在發達國家,政治權利的實現有助于“分蛋糕”,即社會福利,但新興國家的“蛋糕”很小,甚至不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權利不僅演變成為“為了選舉而選舉”,而且在更多的時候,成為了“把蛋糕做大”的一大阻力。不難觀察到,二戰之后的新興國家,從理論上說,都具有西方所有的一些,包括憲政、多黨制、全民選舉、媒體和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等,但現實地說,這些權利僅僅停留在紙面上,從來就沒有實現過。盡管這些國家的領導層的專制、獨裁、腐敗等等被視為權利沒有充分實現的根源,但人們必須看到產生這些行為的社會經濟根源。

       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被視為入世哲學家(worldly philosopher)的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不滿古典經濟學均衡發展理論,而提出了一個“非均衡”發展模式,就是說,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得到各個方面的發展,而是要“突圍”,找到發展的“抓手”,逐一推動各方面的發展。

       “非均衡發展”理論認為,現實地說,不會所有的好事情都可以一起發生的,人們也很難同時滿足所有的愿望。例如,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可以同時發生,也可以不同時發生;經濟增長既可以和政治開放一起發生,也可以和政治專制同時發生;民主的鞏固可以推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也可以和經濟的衰退同時出現。

       當然,這并不是說,后發展中國家就沒有優勢了;相反,后發展中國家具有很多方面的優勢,尤其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哈佛經濟學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的“后發展優勢理論”并被廣泛應用于后發展中國家。簡單地說,后發展中國家可以向發展中國家學習,少走彎路,甚至可以(用今天的話來說)“彎道超車”。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臺灣和香港)的經驗更能說明“后發展優勢”。這些經濟體的發展并沒有按照馬歇爾前面提到的“先經濟、再政治、后社會”西方模式,而呈現出“先經濟、再社會、后政治”的路徑。也就是,先充分結合政府和市場的力量實現經濟的發展,再通過政府和市場的努力實現社會的發展,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開始政治民主化。

       這種模式使得這些經濟體不僅逃避了人們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歷史地看,較之早期西方民主化,這些經濟體的民主化也是相對和平的。今天,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盡管有其特殊性,但基本上也遵循這種模式。

       直到今天,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既無“魚”也無“熊掌”的發展階段,如何發展仍然是這些國家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但即使是發達經濟體(包括亞洲“四小龍”),也很難說可以永遠做到“好事情走到一起”的局面。在經濟好的時候,各方面權利的實現相對容易;但在經濟不好的時候,就會出現“魚”與“熊掌”很難同時得到的局面。

       更為嚴峻的是,人們的選擇不一,一些群體選擇“魚”,一些群體選擇“熊掌”,不同收入群體、不同政治傾向性、不同年齡段的群體之間的選擇南轅北轍,這往往使社會失去均衡穩定狀態,而處于極其分裂的狀態。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進入 鄭永年 的專欄     進入專題: 福利社會  

    本文責編:川先生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gz775.com),欄目:天益學術 > 政治學 > 比較政治
    本文鏈接:http://www.gz775.com/data/117508.html

    9 推薦

    在方框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多個郵件之間用半角逗號(,)分隔。

    愛思想(aisixiang.com)網站為公益純學術網站,旨在推動學術繁榮、塑造社會精神。
    凡本網首發及經作者授權但非首發的所有作品,版權歸作者本人所有。網絡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并保持完整,紙媒轉載請經本網或作者本人書面授權。
    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愛思想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傳播,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若作者或版權人不愿被使用,請來函指出,本網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愛思想 京ICP備12007865號 京公網安備11010602120014號.
    易康網
    国产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