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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彭勁秀:陳獨秀與章士釗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903 次 更新時間:2019-07-31 17:51:40

    進入專題: 陳獨秀   章士釗  

    彭勁秀  

      

       陳獨秀生于晚清光緒五年(1879年),比章士釗長兩歲。1902年,章士釗在南京江南陸師學堂讀書,與陳獨秀的好友安徽人汪希顏交往甚深。陳獨秀于這年3月到南京訪友,通過汪希顏的介紹結識了章士釗,開始了他們40年的交往。

      

       二十世紀初,陳獨秀和章士釗都在二十歲上下,都是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的青年知識分子,都是激烈反抗封建專制統治的革命斗士,都是中國近代史上個性鮮明的著名人物。他們之間的交往既有彼此信任,互相支持,也曾產生過誤會和芥蒂,甚至一度“絕交”過,但是彼此的友誼并沒有斷絕,特別是到晚年,章士釗摒棄前嫌,對流落到江津鶴山坪小山村,年老多病、生活窘迫的陳獨秀特別關心,多次慷慨解囊,給予資助,使陳獨秀非常感動。兩人還寫詩唱和,其情誼得到進一步的升華。

      

    陳獨秀在安慶的演講被上海《蘇報》全文刊載

      

       1902年5月17日,陳獨秀在安慶藏書樓發表演講。他以自己的親眼所見,向公眾揭露沙俄侵略者在我國東北地區搶掠奸淫的暴虐行徑,他說:“仆游東三省時,曾目睹此情形。中國人坐火車者,雖已買票,常于黑夜風雨中無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車中,華官不敢過問。沿鐵道居民,時被淫虐者,更言不勝言。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婦女而且殺之,地方老紳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論,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將二百人全行公斃。俄官試驗疫所于牛莊,納多金者則免,否則雖無病者亦置黑獄中,非納賄不放。其無錢而囚死獄中者,時有所聞。”并公開披露了沙俄對中國提出的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七項無理要求。陳獨秀義正詞嚴地大聲疾呼:“我中國人如在夢中,尚不知有滅國為奴之慘,即知解而亦淡然視之,不思起而救之。”對此麻木心理,他感到痛心至極,大聲疾呼青年學子應從蒙昧中驚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棄不顧,則神州四百兆人豈非無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國雖居少數,亦必盡力將國事擔任起來。”

      

       陳獨秀的演講大義凜然,聽眾都感到非常震撼。會后,陳獨秀倡議成立安徽愛國學社,以“聯絡東南各省志士,創一國民同盟會,庶南方可望獨立,不受異族之侵凌。”清廷對陳獨秀演講宣傳深感震驚,立即發出通緝令,陳獨秀只得悄然離開安慶。

      

       陳獨秀在安慶藏書樓的慷慨演講迅速傳播,時任《蘇報》主筆的章士釗非常高興,當即將陳獨秀的演講詞和《安徽愛國會章程》在《蘇報》全文刊載,在上海乃至全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不久,由于《蘇報》宣傳反清革命,而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蘇報》案成為當時全國關注的重大事件。

      

    同心協力創辦《國民日日報》

      

       陳獨秀為躲避清王朝的通緝,來到上海。當時公開鼓吹革命的《蘇報》已被封閉。章士釗不屈不撓,又積極籌辦《國民日日報》,繼續宣傳革命。1903年8月7日,《國民日日報》創刊,擔任主編的章士釗對陳獨秀的到來非常歡迎,感到自己辦報有了得力的助手。

      

       《國民日日報》發刊詞旗幟鮮明地直斥封建統治者“三千年來,以國為牧場,以民為畜類”的罪行,指出中國的“種種罪惡,惟君所造……”。這張報紙剛剛問世便表達了對封建統治嚴厲批判的鮮明態度,展示了與反動當局勢不兩立的斗爭鋒芒。此時,輔佐章士釗辦報最得力的助手就是陳獨秀。章、陳負責全部的稿件編輯和文字校對事務,常常通宵達旦地工作。那時,“兩人蟄居昌壽里之偏樓,對掌辭筆,足不出戶,興居無節,頭面不洗,衣敝無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見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計,愚駭然曰:‘仲甫,是為何耶?’獨秀徐徐自視,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類如此。”(孤桐(章士釗):《吳敬恒—梁啟超—陳獨秀》)后來,章士釗回憶這一段經歷時,曾感慨地賦詩一首:“我與陳仲子,日期大義倡。《國民》既風偃,字字挾嚴霜。格式多創作,不愧新聞綱。當年文字友,光氣莽陸梁。”記述了當年與陳獨秀基于革命大義辦報時那種不怕艱苦,不怕犧牲的無畏精神和筆下響風雷、“字字挾嚴霜”的豪邁情懷。

      

       章士釗與陳獨秀編輯的《國民日日報》宣傳反清革命,揭露清王朝的昏庸腐敗和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深受人民歡迎,風行一時,有“《蘇報》第二”之稱。反動勢力又恨又怕,嚴令查禁《國民日日報》,并不準郵局代寄。不久,《國民日日報》被迫停刊。陳獨秀只得與老友話別,秘密返回安慶。

      

    章士釗、陳獨秀積極策劃暗殺活動

      

       清朝末年,政治更加腐敗,民眾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浪潮此起彼伏,暗殺朝廷大臣和地方大員的事件時有發生,如史堅如行刺德壽、萬福華行刺王之春、易本羲謀刺鐵良、王漢刺殺鐵良、徐錫麟擊斃恩銘、汪精衛謀刺載灃、林冠慈刺殺鳳山、彭家珍刺殺良弼等。據嚴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殺活動及其評價》披露,短短幾年時間,“暗殺事件和暗殺預謀此起彼伏,次數頻繁,大概不下五十來起”。這在全國朝野引起很大震動,慈禧太后等王公大臣更是惶惶不可終日。

      

       1904年初,陳獨秀風塵仆仆來到蕪湖,與房秩五、吳守一等籌辦《安徽俗話報》,一切都已就緒,可是卻找不到可靠的地方印刷,同仁都為此事而苦苦犯愁。這時,陳獨秀想起章士釗的上海大陸印刷局,便立即給章士釗寫信求援,章士釗很快回信表示支持。

      

       于是,《安徽俗話報》自創刊起,幾乎每期的稿件都由陳獨秀統審后,寄往上海大陸印刷局,印好后又寄來蕪湖。

      

       恰逢此時,章士釗與楊篤生在上海組織“愛國協會”,作為華興會的外圍組織。楊篤生為會長,章士釗為副會長。愛國協會主要進行反清革命,并策劃暗殺活動。8月,章士釗等又在上海組織秘密機關,以暗中配合華興會準備在長沙組織起義。這年秋,章士釗致函在安徽活動的陳獨秀,邀他到上海一起搞革命。陳獨秀隨即到了上海,參加愛國協會,與章士釗等天天在一起試制炸藥,研究暗殺方案。不久即發生了章士釗等策劃的萬福華暗殺王之春案,結果失敗,章士釗等被捕。陳獨秀在此案發生前就到安徽活動,逃過一劫。

      

       1905年9月24日上午,慈禧太后欽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等五大臣帶著大量的仆從與侍衛從北京正陽門車站登上火車包廂出洋考察。與陳獨秀關系密切、寫過《暗殺時代》的安徽同鄉吳樾潛入列車引爆炸彈,壯烈犧牲。

      

       陳獨秀聞訊大驚,隨即以隱語致書在保定高等學堂讀書的張嘯岑:“北京店事,想是吳先生主張開措,關于吳兄一切,務詳告。”張嘯岑即給陳獨秀寄來吳樾的兩部遺著:《暗殺時代自序》、《意見書》和烈士赴難前留下的遺言:“若遇難,將上述書轉交楊篤生或陳仲甫(陳獨秀)。”滿腔悲憤的陳獨秀在《甲寅雜志》一卷四號上盛贊吳樾是“有道德、有誠意、有犧牲的精神,由純粹之愛國心而主張革命”的人,并將《意見書》節錄刊載于《安徽俗話報》上,使吳樾的思想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數月后,陳獨秀又寫了《存歿六絕句》詩云:“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俠龍眠有老親;仗劍遠游千里外,碎身直搗虎狼秦。……”。其中一首絕句就寫到了當時還遠在英國留學的章士釗,詩中說:“何郎弱冠稱神勇,章子當年有令名;枯骨可曾歸閩海,文章今已動英京。”詩中的“何郎”指1903年與他們一起在上海搞革命的何靡施(即何梅士),“章子”即章士釗。1912年3月,陳獨秀到上海,見到了從英國歸來的章士釗,隨即將此詩錄給了他。

      

       當時,一系列的暗殺活動都與以楊篤生、章士釗、陳獨秀為骨干的愛國協會有關,謀殺五大臣的吳樾遺言“若遇難,將上述書轉交楊篤生或陳仲甫。”安徽大學歷史系教授陸發春談及此事時指出:吳樾刺殺五大臣事件和當時革命黨人有著密切的關系。“看似吳樾個人暗殺行動,實際是有計劃有組織目標的革命行動。”間接直接參與策劃的有陳獨秀、楊篤生和趙聲等革命黨人。

      

    協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雜志

      

       1914年5月,章士釗從日本給在上海的陳獨秀來信,說他現在日本辦《甲寅》月刊。接到老友的來信,陳獨秀立即給章士釗復信,他在信中說:“自國會解散以來,百政俱廢,失業者盈天下。又復繁刑苛稅,患及農商。此時全國人民,除官吏兵匪偵探之外,無不重足而立,生機絕斷,不獨黨人為然也。”他在信中毫不隱瞞自己所面臨的生活窘況,“仆本擬閉戶讀書,以編輯為生。近日書業,銷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擱筆,靜待餓死而已。”

      

       章士釗接信后便將它在《甲寅》上發表,并附上按語說:“寥寥數語,實足寫盡今日社會狀態……足下無意書之,故愚寧負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讀者。嗚呼!使今有賈生而能哭,鄭俠而能繪,不審所作較足下為何如。”章士釗一再邀請老友速來日本,以共同協辦《甲寅》雜志。

      

       陳獨秀很快由上海來到東京。在上海時,章士釗曾將署名爛柯山人的《雙枰記》交蘇曼殊帶給陳獨秀,請其為之作《敘》。陳獨秀到日本后才完成這篇《敘》。他在《敘》中說:“作者稱此書為不祥之書,予云亦然。今以予不祥之人,敘此不祥之書,獻于不祥之社會。書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陳獨秀明確表示同意書中的觀點,那就是國家應“主張人民之自由權利”,國家的存在應該“維持及發達個體(人民)權利耳。個體權利不存在,”國家“遂無存在之必要。”

      

       后來,陳獨秀言猶未盡,又寫了《愛國心和自覺心》一文,11月10日,《甲寅》第1卷第4號將署名“獨秀”的《愛國心和自覺心》和署名“獨秀山民”的《雙枰記·敘》同時發表。

      

       陳獨秀在這篇文章中一反幾千年的傳統思想,提出嶄新的國家觀念。他寫道: “今之中國,人心散亂,感情智識,兩無可言。”“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恒亡。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亦殆。二者俱無,國必不國。”批評自古以來的統治者,根本就不是為人民謀福利的“建設國家者”,即使“圣君賢相”,也不過“皆以謀一姓之興亡,非計及國民之憂樂”。他認為這樣的國家,“實無立國之必要,更無愛國之可言。”

      

       他還在文章中抨擊袁世凱竊得的中華民國,“外無以御侮,內無以保民,不獨無以保民,且適以殘民,朝野同科,人民絕望。”所以,他得出結論:“殘民之禍,惡國家甚于無國家。”

      

    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引起強烈反響。不少人投書章士釗詰問叱責,“以為不知愛國,寧復為人,何物狂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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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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