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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陸曉禾:政德建設從“廉”破題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13 次 更新時間:2019-08-01 00:51:24

    進入專題: 政德建設  

    陸曉禾  

       內容提要:政德建設屬于政治、行政、職業和經濟倫理的交叉領域,也是大德、公德和私德研究的重要內容。“廉”不僅是為政之德,而且是標本兼治的基本德性,廉以為官為政,是以廉以修身、廉以齊家為根基和涵養并一以貫之的;也因此,從“廉”破題,以“廉”標本兼治,并非只具有懲治的意義,更是政德建設之本和應有之義。

       關 鍵 詞:政德建設  廉以修身  廉以齊家  廉以為政

      

       政德建設屬于政治、行政、職業和經濟倫理的交叉領域,也是大德、公德和私德研究的重要內容。政德建設從“廉”破題,有助于標本兼治、風清氣正。

      

       一、標本兼治,從“廉”破題

      

       政德是為官為政之德。從“廉”破題,首先因為“廉”是為官為政的德性要求,即政德的要求。從習近平關于中央從“八項規定”開始全面治黨的講話來看,強調的一個基本和重要的德性就是“廉”。在2017年1月中紀委第六次會議上,習近平談道:“黨的十八大之后,黨中央討論加強黨的建設如何抓時,就想到要解決‘老虎吃天不知從哪兒下口’的問題。后來決定就抓八項規定。”[1]八項規定反四風,“要求嚴格遵守廉潔從政的規定”。[2]“從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破題,拉開全面從嚴治黨序幕,到把紀律挺在前面,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從堅決‘打虎拍蠅’,緊抓懲治這一手,到治理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從推進派駐和巡視監督全覆蓋,到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政治生態……四年多來,黨中央打出了全面從嚴治黨的‘組合拳’。”[3]

       政德作為為官為政之德,并非孤立之德,而是與修為為人、齊家持家和治國平天下相關的。從“廉”破題,還因為“廉”也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核心要求。從倫理視角看,修身齊家屬于個人修身和家庭倫理,黨風政風屬于政治倫理、行政倫理、職業道德,民風社風屬于社會倫理、社會公德。傳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由個人往外擴展的四個圓圈,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起點和基礎,修身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如《禮記·大學》所說:“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通常我們對“廉”的理解,大都僅作為為官為政的德性要求,實際上,“廉”的意義并非限于政德,諸如《顏氏家訓》《溫公家范》以及康熙《庭訓格言》和《曾國藩家訓》都貫穿了整個修齊治平過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優秀傳統,不僅重視由內往外擴展的四個圓圈,而且從“廉”破題,以“廉”為紅線,貫穿修身、持家、為官、為政,追本尋源,標本兼治,把作為政德的“廉”與作為修身、齊家的“廉”結合起來,力圖將作為政德的“廉”牢固地深扎在作為修身和齊家的“廉”根之上,提出:在個人修為方面,要“廉以修身”;在家風方面,要“廉以齊家、廉以持家”;在黨風政風方面,要“干凈做官,為官清廉”;在引導民風社風方面,要“以上率下,上風下行”。①由此可見,在修身、家風、黨風政風的要求和民風社會的引領上,將“廉”作為一以貫之和突出要求的德性。其重要意義,如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強調的:“深化標本兼治,保證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歷史周期率,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4](p.67)

       那么,為何“廉”的問題在今天如此突出?從歷史來看,對“廉”的要求,歷代家訓、帝范中都有,但似乎不如今日這樣突出。筆者認為,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從未經歷過今天這樣一種經濟基礎從公有制到多種所有制的巨大變動,一方面,我們利用市場和資本發展經濟,財富如噴泉一樣涌出來,中國從此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另一方面,實行轉制、雙軌制,在財富集聚、轉移和分配過程中,也為以權謀私提供了可乘之機,導致偷盜甚至掠奪發生。中國的反腐成果令世界驚嘆,“以2015年為例,8200余名官員因收受賄賂被調查,與2014年被調查人數相比上升了5%”,“不僅‘打虎’‘拍蠅’,還要‘獵狐’”。[5]這一方面表明反腐成績輝煌,另一方面也可見腐敗問題嚴重,人的修為、政德、社會倫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沖擊,政德建設無法回避而面臨嚴峻挑戰。二是德目在道德體系中的位置發生了變化,由于人的修為、政德、社會倫理在經濟和社會變化的沖擊和挑戰下的現實反應,一些原來作為社會生活前提和基礎的德性發生了危機,面臨嚴重缺失,以至經濟和社會生活難以正常維系,而被提到突出地位,例如,世紀之交的中國,“誠信”突出地成為舉國關注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持續高壓態勢的反腐,也將最缺失的“廉”德突出地提到全面治黨治國和政德建設的重要地位。三是如上所述,由于“廉”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一以貫之的重要地位,我們抓住“廉”德來“修齊治平”,如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實踐所表明的,以“廉”為抓手來破題,有助于標本兼治、風清氣正。

      

       二、作為中國傳統政德的“廉”

      

       “廉”的本義,按《康熙字典》的解釋為“隅也”,指堂屋的側邊,“側邊曰廉”。因為廉隅有棱角,比喻品行端方,有氣節。又引申為“斂”“清”“儉”“察”“嚴利”的意思,[6](p.292)所以歷來成為考核和評判官吏的基本德性。早在《周禮·天官·小宰》中就提出了“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即官員任事應具備六條標準:“一曰廉善”:是否廉潔并且政績優異;“二曰廉能”:是否廉潔并且能干;“三曰廉敬”:是否廉潔并且忠于職守;“四曰廉正”:是否廉潔并且公正;“五曰廉法”:是否廉潔并且守法;“六曰廉辨”:是否廉潔并且明辨是非。②鄭玄注《周禮·天官·小宰》所言:“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意思是,這六計都離不開一個“廉”字,“廉”是為官之本和考核之要的基本精神。這對我們今天理解作為政德的“廉”,并以其來考核和任用領導干部,不無啟發和借鑒意義。現在許多地方政府已經推出了“廉能管理”的規范條例,特別是對一些風險崗位的管理方面。

       如何做到“廉”呢?中國傳統經驗是“廉以修身,習以成德”。“習以成德”是“習于性成”的引申。“習于性成”是長期習慣于怎樣,就會養成怎樣的性格,也就是要把道德養成習慣。程頤《四箴》認為“習與性成,圣賢同歸”,指長期的習慣養成了性格,圣賢如此,常人亦然。

       按傳統對“廉”的理解,廉不僅是政德的主德,而且首先是做人的美德,所以要“廉以修身、習以成德”。相應地,也要從修身、家訓開始,因此,“廉”在家訓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說,不僅做官為政要用“六計”,即六廉來要求和考評,而且做人方面也要用家訓家規的方式來要求和約束。

       從傳統家訓來看,首先要求為官當清廉,鄙棄貪贓枉法,不僅自己為官清廉,而且教育子孫以勤廉為本。例如,北宋丞相賈昌朝告誡說:“仕宦之法,清廉為最。”[7](p.436)傳統家訓通常還用逐出族譜家祠的家規來禁止和懲治貪贓子孫。例如,“包青天”包拯規定:“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③又如《鄭氏規范》明確規定:“子孫出仕,有以贓墨聞者,生則于譜圖上削去其名,死則不許入祠堂。”④

       其次,“廉”的要求貫穿修身、持家、為官、為政,不獨為官。比如,被稱為家教典范的《顏氏家訓》要求子孫記得孔子的話“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認為,如果節儉顯得固陋,那么與其驕縱無理,寧可固陋,并總結前人教訓而告誡說:“老莊之書,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但“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夸尚”,“周孔之業,棄之度外”,結果,有的觸到了貪婪權勢的羅網上,有的因貪吝積斂而遭譏諷,“背多藏厚亡之文也”,違背了聚斂越多所失越大的古訓。[7](p.47)又如,在《庭訓格言》中,康熙對“廉”的重視,貫穿于修身、持家和為官為政方面,并認為廉以修身、持家和為官為政的關鍵是勤儉:一是廉以修身,當以儉樸為樂,以知足為榮,“雖貴為天子,而衣服不過適體;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賞賜外,所用肴饌,從不兼味”,不超過兩種以上;二是勤可持家,儉可養廉,“為官者,儉則可以養廉。居官居鄉只廉不儉,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隸欲多,交游欲廣,不貪何以給之?與其寡廉,淑如寡欲?語云:儉以成廉,侈以成貪,此乃理之必然矣”;三是廉以治國理政,應勤儉淳樸為風,“深念民力惟艱,國儲至重,祖宗相傳家范,勤儉敦樸為風。古人有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為訓,不敢過也”。⑤再如,被梁啟超評價為“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毛澤東“獨服”的近代人曾國藩,在其家訓中更是深切地告誡和闡說了廉以修身、齊家、為官從政的要求和志向:一是廉以修身,“讀書只為進德修業,唯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為要義”“時刻謹記勞、謙、廉”“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儉而奢易,喜而儉難”“唯勤儉二字可持久”“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二是勤儉持家,“以奢為尚,敗家氣象”“早掃考寶書蔬魚豬,是吾家歷代規模(即家訓)”“大官人家買田,造屋是可愧恨之事;家中無論老少男婦,總以習勤勞為第一義,謙謹為第二義”“勞則不佚,謙則不傲,萬善皆從此生矣”。三是廉潔從政,“做官為發財是一種恥辱”“力除官氣,嚴裁浮費”。⑥可以說,這后八個字,也可用來概括我們今天的“八項規定”。

       再次,到了現代,“廉”還發展成為職業道德、官吏道德。蔡元培的《中學修身教科書》將傳統修齊治平與現代西方倫理學融會貫通,該書可謂中國第一部公民道德書,它將傳統的“為政以德”首次提升為現代官吏,即政府官員和公務員的職業道德,并作為特別重要的職業道德來提出,認為“官吏之操守,所最重要者:‘曰毋黷貨,曰勿徇私’”,也就是不貪錢不徇私,“官吏各有薪俸,在文明之國所定月俸,足以給其家庭交際之費而還有余”,如果他們貪得無厭,或者想要支付額外享受的開銷,而在應得的收入之外,索取賄賂,或者侵蝕公款,那么他們就是公家的罪人,就算在職位上有一些作為,也不能掩蓋他們的罪行,特別是工商稅務一類的政府官員,“尤以此為第一義也”,即這條基本操守為政府官員行為的第一準則。[8](pp.111-113)

       綜上所述,“廉”不僅含有“勿”這樣的現代消極政德要求,如上述蔡元培提出的“毋黷貨,勿徇私”,而且有著“六廉”這樣豐富的積極政德追求;“廉”不僅是為政之德,而且是標本兼治的基本德性,廉以為官為政,是以廉以修身、廉以齊家為根基和涵養并一以貫之的;也因此,從“廉”破題,以“廉”標本兼治,并非只具有懲治的意義,而是政德建設之本和應有之義。傳統中國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寶藏,近現代以來,還發展出紅色家風和共產黨員的修養等繼往開來的新經驗,包括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倡廉的一系列經驗教訓,值得我們珍惜、記取和總結。

      

       三、“廉”與政德建設

      

    從中國來看,“政者,正也”(《論語·顏淵》),但政者的這種“正”,并非一般人所能“正”的。政,從正、從攵(手持棍),通“征”(征伐、征稅),所以是有權力的“正”,有武裝權力和經濟權力。從歷史和現實來看,能擁有這種“正”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權力者,有國君、官吏或執政黨。而按中國傳統觀念,這種匡正的權力,還要以德來配,才能擁有。如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天敬宗保民,明德慎罰,按顧頡剛的評論,“德治成了正統,神權落到旁門”,[9](p.55)所以政德是政權力的根本,這種政德是要通過國君、官吏或執政黨的個人操守、政權的行使、政事的處理來體現和表現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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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gz775.com),欄目:天益學術 > 政治學 > 政治思想與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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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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