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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兩個估計”的真實內容和“版本”歸屬

    ————基于史料層面的澄清與反思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45 次 更新時間:2019-08-01 19:32:23

    進入專題: 兩個估計   真實內容   “版本”歸屬  

    沈登苗  

      

       【內容摘要】 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等一組批判文章,為即將實施的恢復高考制度掃清了思想障礙。這也是粉碎“四人幫”后第一篇撥亂反正的檄文,成為解放思想、否定“文革”和沖破“兩個凡是”的突破口,其巨大的積極意義應該充分肯定。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組批判稿在史料運用和行文上極不嚴謹。本文在已有的質疑、批評的基礎上,從史料的層面做進一步的澄清和反思。

       【關鍵詞】兩個估計;真實內容;“版本”歸屬。

       【作者簡介】沈登苗,獨立學者,主要從事教育史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一書。

      

           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同年第12期,同時刊登教育部大批判組撰寫的《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以下簡稱《論戰》),同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署名該報記者的《“兩個估計”是怎么炮制出來的?》(以下簡稱《炮制》,下文同時渉及兩文時稱此文為《批判稿》)。《批判稿》揭開了批判“兩個估計”的序幕,以后數十篇批判“兩個估計”的專論和上百篇涉及“兩個估計”的文章,它們的主要材料和觀點,皆出于此。  

          《批判稿》首先提出,在1971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以下簡稱“全教會”)及其會議紀要(推知,以下簡稱《紀要》)上,“四人幫”經過密謀策劃,由黑干將遲群“掛帥”起草,張春橋、姚文元修改定稿,炮制了所謂的“兩個估計”,旨在造成“兩個估計”是“四人幫”的“私貨”之事實。《批判稿》提煉的“兩個估計”的核心內容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教師隊伍的大多數和解放后培養的大批學生,“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但筆者梳理史料后發現,“全教會”及其會議《紀要》,始終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注。遲群“掛帥”是毛澤東指定的,張春橋、姚文元審查修改,是受周恩來委托的。二號字體的會議簡報每期必報送毛澤東。周恩來應該通讀過《紀要》討論稿全文。《紀要》又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并由毛澤東圈閱。其組織程序,可謂中規中矩,說“私貨”講不過去。更要澄清的是,《批判稿》歸納的“兩個估計”的內容,與《紀要》有較大的出入,此“估計”非完全是彼“估計”。故本文擬從史料的角度,對會議的經過和內容做一陳述和澄清,分析《紀要》出臺的歷史背景和話語歸屬,討論如何看待毛澤東和謝靜宜之間的談話;肯定《批判稿》在撥亂反正中的巨大作用,同時指出其史料運用不謹和文風粗暴的不足。希望本文有助于對“兩個估計”的是是非非做出判斷,并警醒我們吸取歷史教訓。

      

       一、“全教會”及《紀要》產生的經過

      

       《批判稿》沒有對“全教會”的產生做必要的介紹,《紀要》則連提也不提。此后的一系列批判文章,也大都語焉不詳。  

          現主要根據當時周總理的聯絡員、“全教會”會議領導小組主持人、后出任教育部長的劉西堯回憶錄,對“全教會”召開和會議《紀要》產生的歷史背景及經過陳述如下:繼毛澤東1968年7月21日發出的“大學還是要辦的”指示后,《紅旗》雜志1970年第8期(原文誤記1971年第1期),發表了《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專輯》,內載有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斗》,以及毛澤東委托張春橋、姚文元召開的《上海理工科大學教育革命座談會紀要》等文。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上了黨中央的議事日程。1971年2月14日,國務院起草了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通知,周恩來轉呈給毛澤東,毛澤東批示:“照發”。4月12日,周恩來批示,同意劉西堯、遲群于前一天提交的會議具體開法與領導問題的請示,并指定李四光(會議召開當日生病,第二天逝世)任領導小組組長,徐景賢、劉西堯、嚴峻、遲群等任副組長。各省、市、自治區負責同志各一人參與領導小組。

          會議于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出席會議的除了各省和軍隊主管教育的領導,還有198所高校的代表,共631人。

          由于會議實際由毛澤東指定遲群負責,故“全教會”紀要由遲群主持起草,經過18次討論、修改。根據當時政治局分工,周恩來委托分管文教工作的張春橋、姚文元審查修改。7月26日,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第二天,有15頁的《紀要》油印本在內部發放。8月13日,毛澤東批示“同意”。1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義,下發全國1。

       會議期間,毛澤東給謝靜宜打過對“17年的估計不要講得過分”等招呼(詳后)。又據披露,提交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我認為是上面提到的同一會議)的《紀要》討論稿,沒有毛澤東1961年7月30日《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一封信》,即《七·三0指示》的內容,是周恩來在會上“明確指出必須把毛主席的《七·三0指示》和《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都寫進‘紀要’”2。這說明,周恩來應該通讀過《紀要》討論稿全文,而且也認可了當時的教育革命3,即辦大學的形式。    

       由此可見,“全教會”和《紀要》始終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注。也正如李鋼所說,毛澤東對此會“是非常關心的。為了便于毛澤東閱讀,會議簡報是用二號字體印刷的,每期皆報送毛澤東” 4。也正因為如此,即使在批判“四人幫 ”初期,人們仍盛贊“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親自批準,我們敬愛的周總理親切關懷和具體指導下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5

          故《紀要》及其“兩個估計”是怎樣產生的,人們不難分辨吧!

      

       二、“兩個估計”的由來、真實內容及《批判稿》的文風

      

       先說一個有趣的現象。《批判稿》發表后,“兩個估計”作為一個概括語,已廣為人知,相關文章數以百計。可“兩個估計”的最初出處,恐怕今天還沒有弄明白。根據《批判稿》的理解,“兩個估計”應出自《紀要》。可一萬余字的《紀要》原文,是沒有“估計”一詞的。據劉西堯的回憶,至遲在“全教會”召開期間,毛澤東與謝靜宜談話時,已有“兩個估計”一詞。并指出,談話內容既有對“17年的估計不要講得過分”等招呼,又有毛澤東“講了肯定‘兩個估計’的話”。但劉西堯沒有提供“兩個估計”的具體內容6。這說明,在《紀要》形成前,已有“兩個估計”一說。換句話說,“兩個估計”的原始出處和最初內容,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筆者粗略地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發現1966—1976年期間的文獻,較早出現“兩個估計”一詞的文章,是秦懷文1974年1月5日發表的《再論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一文。秦文歸納的“兩個估計”是:“解放后17年在教育戰線上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針和方法幾乎全是舊的一套。原有教師隊伍中,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并且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的,是少數;大多數是擁護社會主義,愿意為人民服務的,但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對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這‘兩個估計’,是根據黨的基本路線,對17年教育陣地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和知識分子在路線斗爭中的表現,進行分析得出的科學結論;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以從文教陣地開刀,工人階級所以開進學校的重要依據;是指定教育革命一系列方針、措施的重要前提。否認這‘兩個估計’,就會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會從根本上取消教育革命。”7這個歸納,不僅是本人所見唯一保持了《紀要》原汁原味的“兩個估計”,而且就“兩個估計”出臺的依據、與“文革”首先向文教開刀的因果,以及“兩個估計”的作用,在當時的背景下,闡述堪稱精當。

       為便利討論,筆者認為,“兩個估計”中的第一個估計,可簡稱為“資產階級專政論”;第二個估計,可簡稱為“資產階級世界觀論”。

       從秦文發表至《批判稿》出現前,本人所見的十來處“兩個估計”中,第一個估計都基本一致,第二個估計卻無一不走樣。那么,《批判稿》中“兩個估計”的內容怎樣呢?

       《炮制》8云:“‘四人幫’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戰線的成就,胡說十七年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戰線‘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他們還把十七年我們黨領導下的學校污蔑為‘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場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把教師隊伍的大多數和解放后培養的大批學生,說成‘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論戰》還在“資產階級專政論”后,加了一個“黑線專政”,在“資產階級世界觀論”后,加了一個“臭老九”。

       現筆者按先后順序,對上述的“兩個估計”,與《紀要》原文進行逐條逐句的比校。

       (一)“資產階級專政論”

       1.“十七年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與原文同。

       2.“教育戰線‘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與原文同。

       3. “把十七年我們黨領導下的學校污蔑為‘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場所’,

       ‘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此條原文是:“文革”前17年,“由于無產階級還沒有自己的宏大的知識分子隊伍,而資產階級在這方面還比較有力量,他們就竭力使學校成為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場所,成為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9筆者理解,原文是對所謂把持教育的資產階級的控訴,而可否直接說成是把“十七年我們黨領導下的學校污蔑為‘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場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尚可商榷。

       (二)“資產階級世界觀論”

       1.“把教師隊伍的大多數和解放后培養的大批學生,說成‘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此條原文是:“對原有教師隊伍要繼續堅持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認真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原有教師隊中,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并且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的,是少數;大多數是擁護社會主義,愿意為人民服務的,但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對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進步,涌現出一批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

    對本條需要做重點解析。首先,對“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的估計對象,僅指“原有教師”,即“17年”中的高校教師,而不是泛指“教師隊伍的大多數和解放后培養的大批學生”;按《紀要》,就把估計對象放大無數倍了!而且,在“原有教師”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的估計前,首先肯定他們“大多數是擁護社會主義,愿意為人民服務的”。這個評價,比所謂的“毛主席指示”的評價還要高。因為在毛主席指示的多種版本中,是沒有“愿意為人民服務的”這一條的。遺憾的是,《批判稿》把《紀要》中對十七年中廣大教師非常重要的這一句評價,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主體的評價,切割舍棄了!擁護誰和為誰服務,是立場和行動,遠比作為意識形態的世界觀來得重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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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wuyu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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