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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涌:國際金融危機十周年的反思與啟示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51 次 更新時間:2019-08-02 00:36:24

    進入專題: 金融危機  

    江涌  

       內容提要: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國際金融大危機,大危機引致大沖擊,導致大衰退,引發經濟、社會、政治等系列危機,對世界經濟、國際政治產生深遠影響。在大危機的壓力下,相關國家加強金融監管,國際社會致力全球治理,然而應對舉措更多地集中于揚湯止沸,停留在表面文章。作為危機元兇的金融壟斷資本,其實力與勢力非但沒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增強;貪婪與投機非但沒有被遏制,反而不斷強化。如此,解決舊危機的果,極有可能成為引發新危機的因。

       關鍵詞:金融危機/十周年紀念/經驗教訓

       作者簡介:江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主要從事經濟金融安全及國家安全理論研究。

      

       2008年9月15日,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美國次貸風險星火終成燎原之勢,引爆國際金融大危機,大危機引致大沖擊,導致大衰退,其影響堪比1929-1933年大蕭條。十年之后,國際金融仍陰霾重重,世界經濟艱難復蘇,全球治理漫漫修遠,撫今追昔,反思2008年金融大危機,鑒往知來,意義深遠。

      

       一、金融危機的重大影響

      

       與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東亞金融危機等諸多危機不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濫觴于美國這一世界資本主義中心,巨大沖擊波將大西洋彼岸卷入危機漩渦,即歐洲債務危機,并彌漫世界,導致新興市場系列危機,對世界經濟、國際政治、全球秩序等諸多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第一,世界經濟步入“新平庸時代”,經濟低迷長期化。金融危機直接表現為金融機構流動性危機,嚴重依賴外部融資的中小型企業首當其沖。“小的是美好的”,小企業數量眾多,構成就業、增長的基干,諸多新理念和新創意來自小企業,而不是大公司,然而危機中止甚或斷送諸多中小企業的美好前程;金融危機抑制了人們的創意,以及對未來的預期,導致持續的信用緊縮,甚至出現長短期利率倒掛,信用緊縮與利率倒掛必將拖累長期投資踟躕不前,不利經濟的中長期增長;持續失業或不充分就業令工人技能不斷退化,工程師成長受阻,被視為最活躍的生產力受到抑制;作為社會的新生力量,大學畢業生在經濟不景氣的情形下不太容易找到最能提高自身技能的工作,抑制了他們的成長空間;財政捉襟見肘的政府,被迫中斷或推遲公共基礎設施工程,也會影響經濟的中期增長。凡此種種構成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促進因素,在大危機之后,都這樣那樣或多或少地被抑制了。

       二戰后相當長一段時期,世界經濟動能強勁,科技進步為生產力發展,自由貿易為世界經濟增長,分別提供了不竭動力。蘇聯東歐經濟計劃順利推進,美國經濟由戰時向平時轉型,歐洲日本經濟在廢墟上重建,而后于東亞出現一支經濟生力軍,在日本領頭的雁型模式下,“四小龍”一飛沖天,“五小虎”生機勃勃,中國改革開放,“金磚國家”熠熠生輝,新興經濟體你追我趕,接力描繪世界經濟的絢麗圖景。尤其是作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國美國,與世界最大的生產國中國,兩者實現經濟互補,長期扮演著世界經濟快速增長的“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然而次貸危機過后,美國引擎近乎失速,中國引擎明顯放緩,西方七國難提當年勇,金磚國家光芒也不再四射,世界經濟陰霾揮之不去。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美國經濟在歷經2008-2009年的負增長之后,2010-2016年實際GDP增速在2%左右,直至2017年新政府使出渾身解數,經濟有了一些起色,但是并未出現經濟周期中應有的高漲;其他西方國家的增長率較美國遜色,只在1.5%左右徘徊。從世界范圍來看,2009-2016年,全球GDP年平均增速3.5%,低于危機前五年1.6個百分點,而且增速基本上未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①英國《經濟學家》雜志評估,受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中,英國倒退了8年,美國倒退了10年,希臘倒退了12年,愛爾蘭、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②過往十年,即便西方大國實施大劑量“量化寬松”的政策刺激,讓世界經濟在短期內避免了更大的衰退災難,但是復蘇長期疲軟無力,其艱難景況遠超“大蕭條”時代,IMF總裁拉加德稱之為“新平庸時代”,低增長、高風險成了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新常態。

       第二,美式資本主義神話破滅。契約精神是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其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守信原則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價值。然而,大危機向世人展示的是一個投機成性、造假成風的資本主義。放貸機構聽任甚至幫助資質不足的借款人造假,投資銀行將優次債券混合包裝,只管收錢的評級機構為之打上最優標簽,業界翹楚高盛集團幫助希臘政府直接偽造賬目,美國國際集團向市場與監管者提供不實數據;美聯儲以及證交會等監管機構,偏聽偏信金融行業報告,對該行業堆積如山的問題睜一眼閉一眼。整個金融系統造假持續時間之長,涉及范圍之大,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造假成風、失信泛濫嚴重損毀作為資本主義靈魂的契約精神。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體現金融資本的意志,為新殖民主義服務的理論體系。多年來,美國竭力向世界鼓吹和兜售新自由主義,該理論的立論基礎就是所謂理性預期和有效市場假說。然而,著名金融家喬治·索羅斯一針見血地指出,理性預期理論認為,市場總是正確的;但金融市場幾乎總是錯誤的,只不過在一定的限度內它有自我驗證的能力罷了。③有效市場基于一般均衡理論,即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所有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都能夠達到供求平衡、錢貨兩訖的所謂出清狀態。但是,金融市場因為追漲殺跌而不是一般的賤買貴賣,很難實現一般均衡,甚或根本就不存在一般均衡。對于這類言之鑿鑿并被實踐反復驗證的顛覆性論述,包括新自由主義學者在內的西方經濟學家一直視而不見。

       大危機讓美國的形象嚴重受損,令美國經濟低迷,社會撕裂,政治僵化極化,美國這個昔日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普世”燈塔,一舉淪落為展示資本主義制度各種弊端的櫥窗,讓昔日的神話成了今天的笑話。經濟學家吳易風指出,危機讓越來越多曾經盲目追隨過“市場萬能論”和“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人猛然驚醒,開始重新思考和認識新自由主義。④原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堅定支持者、日本經濟學家中谷巖認為,新自由主義讓世界蒙受了巨大災難,已經走向反社會反人類的死胡同,必須打破對新自由主義的迷信,對全球化資本主義加以控制。⑤著名思想家尤爾根·哈貝馬斯明確表示,“希望人們不要再對新自由主義信以為真,而是讓新自由主義離開舞臺。”⑥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在大危機的重壓下,不得不回歸客觀事實,回歸經濟學所應遵循的常理,重新發掘凱恩斯主義甚至是馬克思主義的應有價值。

       第三,反全球化與民粹主義抬頭。《世界是平的》一書宣揚全球化猶如一臺馬力無比的推土機,推平了橫亙在國家之間的交流障礙,從而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跨境暢通流動。商品可以從最便宜的地方購買,服務可以在最便捷的地方成交,從而實現消費者福利最大化。然而,全球化導致美歐等一些發達國家制造業外遷,產業空心化,國家失去了價值創造的源泉,勞動者失去了就業借以謀生的手段,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只能借債度日,債務負擔越背越重。沒有價值創造、沒有充分就業的福利最大化,對于普通消費者而言,是虛幻的。自由化、市場化與全球化所增進的福利,更多是被資本以及富人享有,理論界與輿論界所鼓吹的全球化的一系列好處,不僅是鏡花水月,而且是中產階層生活江河日下的元兇。

       金融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社會沖擊,不僅給相關國家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更為重要的是,損害了民眾對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信心,因為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便捷而頻繁的旋轉門,以及實際的政策取向,使得民眾越發確信權錢交易的存在與泛濫。精英為自己或集團利益而損害了他們的威信乃至合法性,精英與大眾關系的疏離與緊張,助長了日益抬頭的民粹主義。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法國老牌政黨支持率暴跌,意大利五星運動黨興起,更不用提中東歐威權民粹主義浪潮洶涌,民粹主義成為危機后西方社會的主色調。

       全球化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也強化了“馬太效應”,社會必需的公平公正被不斷忽視。金融大危機把新自由主義和經濟全球化推向了風口浪尖。像“盧德運動”中的工人遷怒機器一樣,民眾(集中為中產階層)把他們的失落歸結為全球化。沆瀣一氣的精英們為轉移視線——模糊民眾對制度的反思、轉移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把國內民眾與金融資本之間的矛盾、官民矛盾,轉移為國與國、本國民眾與他國民眾之間的矛盾,于是就有了國貨優先,反傾銷、反補貼大行其道等一系列嚴重不負責任的政策出臺,為民粹主義推波助瀾。自由化、市場化與全球化是一體三面的“三面佛”,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反全球化運動在世界范圍內興起,昔日經濟越是自由、市場化越是徹底的地方,如美歐等西方國家,反全球化運動越是激烈。

       第四,引發社會政治等系列危機。金融危機并不僅僅是金融危機,它同時也是文化危機、價值危機和哲學危機,一言以蔽之,它是“綜合性危機”。⑦還有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全球治理危機。

       多年來,美式資本主義推行新自由主義相關政策,把市場調節機制推向了極致,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的結果,是日益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中產階級不斷萎縮并最終趨于坍塌,社會由“橄欖型”變成了“M型”,形成了無產階級、負產階級(背負債務的中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次貸危機引發信用危機,政府拿納稅人的錢拯救危機的始作俑者——華爾街的金融資產階級,加劇政府與民眾的對立,“占領華爾街”的社會運動由此生成,并迅速擴展到近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

       金融大危機引致經濟與社會大沖擊,重挫各國執政黨,不管左翼還是右翼——在危機爆發時執政的所有政府,近乎都被選民趕下了臺,并被持對立政治理念的政府所取代。“穩健黨派的崩潰”幾乎發生于整個西歐地區,在低地國家(比荷盧)和北歐諸國,曾經最熱心地為歐洲價值觀和統一理念搖旗吶喊,且又高唱“自由和民主主義”的政治家,幾乎全部從歐洲舞臺上消失。法國從右向左,英國從左向右,德國則在左右之間搖擺,美國的共和黨被茶黨綁架,民主黨被左翼社會運動挾持,左的更左,右的更右,最大公約數越來越難尋找,治理共識越來越難以達成,美西方政治出現明顯的僵化、極化與冷漠化。

       國際主流社會因缺乏大致相同的執政理念而一片混亂,全球治理愈加艱難,未能與全球貿易、金融的融合保持同步,也就是說,經濟全球化并未帶來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全球化,經濟世界的平坦反而加劇了政治世界的崎嶇,崎嶇的政治樹立起更多的壁壘,使得世界經濟交流障礙重重。大危機前主要國家依照本國利益最大化制定對外政策,盡管諸多政治家比較深刻地認識到了金融機構及金融工具的脆弱性,但是他們在如何共同承擔全球監督責任的問題上遠遠未能取得一致。大危機之后,大國強國努力向國際社會轉移風險,轉嫁危機,以鄰為壑,導致原本就缺乏互信的國家之間更加彼此猜疑。盡管G20被放到了聚光燈下,替代G7的呼聲高漲,但是,南北方之間、大小國之間、西方國家之間因利益分歧而矛盾重重。更何況,國際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遠遠超出了G20監管者的理解能力與認知范圍,在此情形下,還奢談什么恰當與有效監管。因此,對系統穩定性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型金融機構,一些被認為是行之有效的監管政策,包括嚴厲處罰措施,一度被高高舉起,而后又被輕輕放下,實際上形同虛設。

      

       二、金融危機的深刻原因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大危機。2008年11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視察倫敦經濟學院時發問:“為什么當初就沒有一個人注意到經濟危機呢?”在西方經濟學視野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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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gz775.com),欄目:天益學術 > 經濟學 > 金融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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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現代國際關系》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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