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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芳:美國引渡制度研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8 次 更新時間:2019-08-03 10:08:01

    進入專題: 引渡制度   長臂管轄   雙重犯罪  

    黃芳  

       摘 要:美國的引渡制度是由國內法、國際公約、雙邊條約共同構建而成的。迄今,美國已與 100 多個國家或歐洲聯盟等多邊組織簽署了雙邊或多邊引渡條約,并加入了多個含有引渡內容的國際公約。近年來,美國以“長臂管轄權”為由,針對中國公民發動的一系列與引渡有關的事件在國際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研究美國的引渡制度,對于在國際社會依法保護我國公民的合法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緊迫性。從實體法來看,對于政治犯,美國一般都規定了不引渡原則 ;對于死刑犯和本國國民,美國同意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引渡 ;對于可引渡罪行的范圍,美國從嚴格基于列表即犯罪清單轉為主要基于可引渡罪行的最低處罰標準來確定。美國的引渡程序,一般包括臨時逮捕程序、提出引渡請求程序、審查和移交程序等。

       關鍵詞:引渡 長臂管轄 雙重犯罪 政治犯 臨時逮捕

      

       引  言

      

       近年來,美國針對中國公民發動的一系列與引渡有關的事件在國際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孟晚舟事件。2018 年 8 月 22 日,美國紐約東區聯邦檢察長向孟晚舟發出了逮捕令,應美國當局要求,加拿大于12月1日臨時逮捕了中國華為公司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美國方面啟動了對孟晚舟的引渡程序。12 月 11 日,加拿大法院作出裁決,批準孟晚舟的保釋申請。2019 年 2月 6 日,加拿大法院開始舉行引渡聆訊,主要是分析案情、研判證據、考慮引渡的必要性,如果加拿大法院認為有必要引渡,最終將由加拿大司法部長決定是否批準引渡。〔1〕

       美國也多次對“中國黑客”提起刑事指控。2014 年,美國檢方起訴 5 名中國軍官“用黑客手段入侵美國鋼鐵企業和一家工會的電腦系統竊取商業機密”。〔2〕 2018 年 12 月 20 日,美國司法部公布了一份起訴書,稱將對兩名“受雇于中國政府”的中國公民提起訴訟,“罪名”是“電腦入侵、電信詐騙和身份盜竊”。起訴書稱,朱華和張士龍兩名被告隸屬于中國知名黑客組織 APT10,涉嫌在 2006 年至 2018 年 12 年間從 45 家美國政府機構與科技公司以及其他 11 個國家展開大規模黑客行動,盜竊信息,目標包括美國海軍逾 10 萬人員身份信息、美國能源部與國家航空航天局的實驗室。美國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稱,美國將聯合各國采取行動,向中國施壓。中國外交部譴責美方捏造事實、無中生有。〔3〕 日本以及“五眼聯盟”成員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均已表示支持美國。在這種情況下,不排除美國會繼續向有關盟國提出逮捕并引渡中國公民的申請。

       據統計,根據雙邊引渡條約和包含引渡條款的國際公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與美國都建立了引渡關系。一旦被美國起訴的中國公民或者以“長臂管轄”為名盯上的中國公民,前往與美國有引渡關系的國家,都可能面臨被逮捕被引渡到美國被審判的危險。因此,研究美國的引渡制度,對于依法行使我國國家主權、保護我國公民合法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緊迫性。

      

       一、美國引渡制度的法律淵源

      

       引渡是指一國把當時在其境內,并被另一國指控為犯罪進行追捕、通緝或判刑的人,應有關國家的請求,根據引渡條約的規定或以互相引渡為條件,按照引渡原則,通過外交途徑,移交給對罪犯有管轄權的請求國以便進行審判或處罰的國際司法合作行為。19 世紀后期,國家之間引渡罪犯成為國際法上的一項公認的制度,大量的國內立法、雙邊條約、多邊條約和國際公約都對引渡制度作了比較具體的規定。所以,引渡既是國際法的一部分,又是國內法的一部分,它涉及到國際社會為打擊各個領域的犯罪而進行國際合作實體和程序、主權和人權等的法律問題。

       (一)美國引渡制度與其國內法的關系

       當今世界引渡的國內法規范大體表現為“特別法形式”和“一般法形式”兩種形式。“特別法形式” 是指采用單一的專門法調整引渡制度,即通過國內的立法機關頒布專門的《引渡法》,典型代表有加拿大、法國、中國等。“一般法形式”是指把有關引渡的國內法規范規定在一般性法典或法律之中,具體來說,把引渡的基本原則納入《憲法》,把引渡的實體性規范納入《刑法》,把引渡的程序性規范納入《刑事訴訟法》。這樣,一整套引渡規范被分門別類地規定在憲法、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當中。典型代表有意大利、希臘、美國等。〔4〕 其中,美國作為聯邦制國家和判例法為主的國家,其引渡制度的規定又有自身獨特的樣態。

       1. 引渡制度在美國憲法和刑法中的體現

       美國的國內法對于引渡制度采用的“一般法形式”,即在憲法或刑事法中予以規定。由于美國屬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國家,其引渡制度的法律淵源還存在于以習慣和判例為基礎的普通法(common law)之中。

       《美國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第 1 條第八款規定了明確劃定并懲罰在公海上所犯的海盜罪與重罪以及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美國當前的做法是,如果對國際犯罪進行控告,就適用美國法律(聯邦法律),如果進行引渡,只有在有關引渡的雙邊條約上所列舉的犯罪才是可以引渡的。〔5〕 《美國法典》(United States Code,亦被稱為《合眾國法典》《美國聯邦法典》)〔6〕 第18 篇“罪行和刑事訴訟”第 209 章就專門規定了引渡,其主要內容包括 :(1)有關引渡的各條款,僅在與該國政府簽訂的任何引渡條約存續期間有效(第 3181 條);(2)關于從外國或從美國控制下的國家進入美國的逃犯、美國向外國引渡的制度,包括可引渡的罪行、政治犯不引渡、引渡的程序等內容(第 3184-3191 條);(3)關于被指控在美國境內犯罪并逃往外國的人、美國接受由外國引渡的制度,包括對被告人的保護、接受官員的權力等內容(第 3192-3193 條)。〔7〕

       2. 關于“長臂管轄權”和刑事法效力范圍的關系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使得美國的“長臂管轄權(Long Arm Juridiction)”成為一個熱詞。“長臂管轄權”原本是美國民事訴訟中的涉及到跨州訴訟時的一個重要概念。聯邦最高法院在 1945 年“國際鞋業公司訴華盛頓州”一案中確立了長臂管轄權。該案對“長臂管轄權”沒有進行明確的定義,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被告須與一州有某種‘最低聯系’,使該州法院能夠行使管轄權并不違背傳統的公平與實質正義觀念。”〔8〕 一般認為,“最低聯系”(亦稱“最低限度聯系標準”)是指在非居民被告與法院的聯系滿足美國憲法正當程序條款所要求的最低聯系時,對非居民被告行使特別管轄權或者一般管轄權所形成的管轄權范圍擴張的效果。由于長臂管轄權賦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這種極大的彈性和靈活性有利于長臂管轄權理論適應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為該理論運用于各類案件提供了可能。〔9〕 這本來是美國功利主義法律觀的實用典型,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的長臂管轄權逐漸擴展到合同、侵權、商業經營、金融、投資、家庭關系、反腐敗、反壟斷、網絡等不同領域,并呈現進一步擴大使用范圍的趨勢。〔10〕 例如,1997 年美國司法部頒布的《反托拉斯法國際實施指南》中規定 :“如果外國的交易對美國商業發生了重大的和可預見的后果,不論它發生在什么地方,均受美國法院管轄。”從民事訴訟的長臂管轄,演進到各個領域特別是國際法范疇,從功利主義價值觀,拓展到國家利益至上,這應當是美國長臂管轄權自成一體并強勢推廣的主要動因和理論基礎。

       以孟晚舟事件為例,理論上講,美國聯邦刑法的效力范圍是以屬地管轄原則為主,屬人管轄原則為輔,還包括為了保護國家利益的保護管轄原則和對于國際犯罪的普遍管轄原則。〔11〕 “長臂管轄權”從民事訴訟領域擴展到刑事法律領域,從其效力范圍來看,涵蓋了屬地管轄、屬人管轄、保護管轄和普遍管轄的部分內容。所以,美國認為,由于孟晚舟所在的公司與美國的法院地存在所謂的“最低限度聯系”,這個最低限度聯系,可以是公司或個人違法的生產行為、經營行為,也可以是公司或個人違法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還可以是公司或個人的違規利用銀行走賬行為等等,只要與當地法院有關聯,證據上有證明,訴訟上有便利,法官均可解釋為有最低限度聯系,自由裁量行使長臂管轄權。一句話,只要孟晚舟身處加拿大或其他任何與美國有引渡關系的國家,美國有關方面都可以以有最低限度聯系為由,尋求引渡和聯邦指控。

       類似孟晚舟案件的情況也曾發生過好幾次。例如,2007 年 9 月,中國湖南神力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袁宏偉赴英國倫敦,他乘坐的中國某航空公司的飛機剛在倫敦希思羅機場著陸,英國警察就登機將其拘捕 ;隨后,袁宏偉被告知,美國在幾天前就向英國提出了引渡袁宏偉并為此目的對袁宏偉實行臨時逮捕的請求。更讓袁宏偉和中國政府蒙在鼓里的是,早在 2005 年 10 月 11 日美國印第安納州斯潘塞縣司法機關就已以欺詐等 8 項罪名對袁宏偉簽發了逮捕令。〔12〕 又如,2010 年 8 月 25 日,美國司法部向匈牙利政府提出為引渡目的對憲宏偉、李禮實行臨時逮捕的請求。2010 年9 月 1 日,憲宏偉和李禮在匈牙利機場被逮捕。憲宏偉和李禮被拘捕的第二天,在未通知中國大使館、拒絕當事人與中國大使館聯系要求的情況下,匈牙利布達佩斯城市法院便迅速開庭審理美國提出的臨時逮捕和引渡請求,判決對憲宏偉、李禮臨時逮捕并聲明引渡條件成立。〔13〕 中國政府對此予以了強烈的譴責。

       總的來說,“長臂管轄權”是推行美國價值觀的重要載體,其出發點是為了更好維護美國的國家和個人利益。〔14〕 應當說,這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表面上看,其與刑事法律效力的屬地管轄、屬人管轄、保護管轄和普遍管轄有重合之處,但過分強調自己的主權,自由擴張自己的刑事管轄權,如果“長臂管轄權”被濫用,勢必會威脅到他國的主權,引發嚴重國際爭端。所以,“長臂管轄權” 必須受到嚴格的限制,應該以國際法原則以及國際條約和國際習慣的相關內容為邊界,并應當有公認的可操作性執行標準。

       (二)美國引渡制度與國際法的關系

       《美國憲法》第 6 條規定“合眾國已經締結及將要締結的一切條約,皆為全國之最高法律”,該內容明確了國際條約效力高于國內法。引渡涉及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雙邊或多邊關系,因而需要接受國際法的調整。在國際法上,國家有驅逐外國人的權力,卻沒有引渡罪犯的義務。是否引渡罪犯是屬于國家主權范圍之事,各國有權自行決定。但是,如果一國加入了規定引渡義務的國際公約或與他國簽訂了雙邊或多邊引渡條約,那么,有關國家就應履行引渡的條約義務。當前,美國與他國訂立有關引渡問題的雙邊或多邊條約以及加入的國際公約相當多,基于這些法律文件,承擔了有關引渡的國際義務。

    對于引渡,請求國與被請求國之間存在著是否以引渡條約為前提的問題。以條約的存在作為引渡的必要條件,稱為“條約前置主義”(也稱為“締約原則”)。反之,引渡并不以雙方存在引渡條約為必要條件的,稱為“非條約前置主義”。“條約前置主義”在明確請求國與被請求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的同時,在保障被請求引渡者的人權方面具有優勢。但是,因為在沒有締結條約的國家間不能進行引渡,所以不能實現為了防止犯罪的國際協助。同時,這對本國請求引渡時也會帶來障礙,在本國領域內犯罪的人逃到與本國沒有締結條約的國家(非締約國)的時候,無法請求引渡該犯罪人。〔15〕 美國基于三權分立原則,特別注重國會對行政部門外交權的制約,在引渡問題上一直采用的是“條約前置主義”,要求必須是依據雙邊引渡條約上所列舉的犯罪才是可以引渡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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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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