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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葛兆光:地雖近而心漸遠——十七世紀中葉以后的中國、朝鮮和日本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09 次 更新時間:2019-08-03 13:30:55

    進入專題: 東亞地區   文化認同  

    葛兆光 (進入專欄)  

      

    壹、前言

      

       今天我要向大家報告的,是一個有關亞洲或者說東亞的歷史與文化認同問題。為什么要講這個題目呢?是因為就這個問題,近五、六年以來我一直跟國內外的一些朋友有爭論。記得二○○○年我去日本,就和東京的一些日本朋友們討論這個問題了。到了二○○二年,我到臺灣開會,當時臺灣大學建立了“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作為臺灣最重要的文科研究基地,那個時候,就有很多人講“東亞”或“亞洲”,所以,我在會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想像的,還是實際的──關于晚清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論說》,后來也發表在《臺大歷史學報》上。為什么要寫這篇文章呢?因為很多人要把“亞洲”或者“東亞”當作一個研究空間,當作一個具有共同性、同一性的歷史空間來進行研究,但是他們并不追究這個“東亞”或者“亞洲“是否在歷史上、文化上一直就有認同,卻把它看成像老歐洲一樣,好像自然而然就是在歷史上、文化上有同一性似的,所以,有一些人主張建立亞洲的知識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意思是與“歐洲”互為他者,可是,我總覺得這種想法缺乏歷史感,所以,我就寫了那篇文章,會后我還曾經和出席會議的林毓生先生簡短地討論過。到了二○○三年,我去韓國參加大文化討論會,又和韓國學者有一些討論。一直到二○○五年一月份,我到東京大學文學部去演講,會上包括法學部的渡邊浩教授、文學部的末木文美士教授、小島毅、一橋大學的坂元宏子教授、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尾崎文昭教授等很有名的研究日本、研究中國的教授,都在一起跟我討論這個問題。最后,就是在二○○五年四月,東京大學在北京大學舉辦了一個“東京大學二○○五論壇“,這個論壇,最后讓我和渡邊浩教授進行了總結評論。于是,我又開始老調重彈,我發現,我的觀點可能使那些主張亞洲研究或者強調亞洲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朋友聽得不太愉快,但我認為自己已經講的很委婉和客氣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給大家講這個題目的時候,首先要和大家交代一下的背景。

      

    貳、東亞或亞洲:想像的同一性與實際的差異性

      

       大家知道,在中國學術界,大凡搞文化比較的人,所用的比較單位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是東就是西”,就是東方對西方。換句話說,我們一開始走的就是“東西文化之比較”這條路,從梁漱溟開始,而且,“東方”實際上就是中國,仔細想想,除了甲午戰爭之后的那幾年,在文化上,中國學界并不怎么關心日本、朝鮮等其他國家,就像將他們當成褲腰上栓的小掛件似的,有沒有都無所謂。所以,中國一開始做的文化比較,總是“東”和“西”,或者“中”和“西”,不是“中體西用”,就是“西體中用”。所以,我們通常忽略的一個問題就是,至少在明清、在清代中期以前,中國的國際關系,真正有重要影響的,是東亞的朝鮮、日本、琉球、安南等等,而西邊,是中亞和南亞諸國。那個時候的所謂“中”和“西”還不大成為問題。

      

       為什么中國人常常忽略鄰居而關注遠客?為什么學者總是“中”“西”比較,而不太像日本、韓國學者那樣,習慣考慮“亞洲”這個空間和概念?這是有它的背景的。

      

       第一個背景,它和中國傳統的天朝大國觀念有很大的關系──當然,我并沒有說這是一個好的觀念,這種自大的觀念是有它的問題的──由于長期以來作為朝貢體制的宗主國,那種歷史記憶在中國人的心目里是很深的。特別是在晚清以后,中國在嚴重的民族危機中,恰恰被逼出激烈的民族情緒,因此要凸顯中國中心的意圖就十分明顯。所以,一般來說,他們不太愿意去談論亞洲。盡管有些日本學者用孫中山的例子來證明“亞洲主義”在中國也曾得到呼應,但是請大家務必記住,這有點兒是一廂情愿。孫中山當時講亞洲主義的背景,是當時他在神戶,并且有求于日本,而且是日本人要求他講這個題目。所以,歷史上總是自居大國的中國人,通常不太會把亞洲當作一個天經地義的共同體,或者是一個文化區域。這是一個背景。

      

       第二個背景,跟中國特殊的,即晚清以后廢除科舉進入現代西方學科體制有關。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歷史學自從進入現代大學體制以后,很快,就徹頭徹尾的接受了一些區隔的觀念,尤其是大陸的大學。歷史系分世界史和中國史,可世界史不管中國史,中國史不管世界史,我們是“沒有世界的中國史“和“沒有中國的世界史”。譬如現在有很多學世界史的人,洋文講得很好,西方的事情也知道的很多,可是對于中國卻不怎么了解,于是,就像洋人編的《劍橋世界近代史》一樣,世界近代史里看不到中國的身影。而中國史的研究者呢?也不太懂世界史或者亞洲史,像周一良那樣兼通中西的學者太少,好像都被“專門化”了,鐵路員警,只管一段。所以我們說,確實我們存在學科體制的問題。

      

       還有第三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我們中國人也許有一個觀念,就是我們總覺得,日本和朝鮮和我們是同文同種,他們都是學了我大中華的文化,是吃一個奶媽的奶長大的,說明了中國也就說明了他們了,其實這是不了解日本和朝鮮,中國和日本、朝鮮的文化差異,未必比中國和法蘭西、英吉利的文化差異要小。地理的接近不能證明文化的相似,歷史上的文化交流,也不能證明現在文化上的一致,特別是經歷了近幾個世紀的天翻地覆,更不能停留在漢唐時代來想像異國。

      

       所以,你如果說“亞洲”這個概念的話,中國即使有研究亞洲的學者,通常他也在一個不包括中國的亞洲史里面。反過來看日本,日本長期以來形成了一個學科傳統:從明治以后,他們的歷史研究是是三分天下:西洋史、東洋史、本國史(日本的歷史學科分布與中國不太一樣)。這個“東洋史”在很大程度上,雖然和我們所說的亞洲史即沒有日本的亞洲史可以重疊,但是,他們的東洋史和本國史又始終分不開。我想這也有三條原因:第一,在文化傳統上,日本一直離不開緊靠著它的中國和朝鮮──當它回頭東望的時候只有茫茫的大海,而西面則有隔著對馬海峽的朝鮮以及龐大的中國。所以,它一直離不開后兩者,即使他們在書寫自己本國史的時候,由于這種密切關系的存在,研究日本史的人多多少少要知道朝鮮和中國的歷史,這是它的傳統。第二,自從江戶時代以來,日本人為了確立自我,要掙脫中華帝國文化陰影的籠罩,在確立自我的時候,一定要確立自我的對立面即他者。這個他者,在日本來說就是中國,也就是確立“中國跟我是不同的、分開的”這種概念,子安宣邦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就叫做“巨大的他者:中國”。過去,很多日本人受到中國影響,觀念上會認為,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是連在一起的,但是,在確立自我主體意識的時候,首先會把中國、朝鮮與自己分開,只有分開,才能劃清界限,才能確立自己的存在。所以,那個時候就逐漸形成了一個三分天下的情況──對于日本作為他者的“東洋”、跟東洋作為對照的“西洋”、自己也就是在東洋和西洋之間自稱是“中華”的日本。

      

       但是,要分開,就得先說明兩者之間的關系,所以反而使東洋和日本的歷史之間,有了糾纏的關聯。第三,從明治以來,日本有一個“脫亞”的思潮,但是,脫亞很難,“入歐”也是入不了的,到現在也是如此呀,即使它可以參加西方八國會議,人家也不大把它看成是真的西方。入不了怎么辦呢?在十九世紀末打敗中國、二十世紀初打敗了俄國以后,日本的心里面很自豪,因為不僅過去強大的中國,連西方諸強之一俄國也為我所敗。但是,當他要取代俄國在中國東北的霸主地位的時候,發現自己受到一系列的抵制,甚至連法國、英國都不允許他取代俄國的地位。于是,當時有一個人叫做德富蘇峰的,就大哭,很悲傷,沒想到折騰了半天,日本還是被歐洲排除在“西方”的外面。于是,此時日本出現了一個反向的運動,叫做“亞洲主義”,就是強調自己同亞洲的連帶關系。這其實就是后來“大東亞共榮圈”思潮的一個前身。既然入不了西方,倒不如在自己已經比較強大的情況下,聯合亞洲其他國家組成一個聯盟,自己做“盟主”(めぃしゅぅ),同英美等西方世界對抗。這就如日本在二戰侵華戰爭中所打的旗號一樣,“將中國從英美的殖民統治下解救出來”。可是,在這里面就有一個亞洲或者東亞誰是盟主的問題,日本人當然的認為自己是盟主,由此,日本就產生了所謂的“亞洲主義”或者說“亞洲連帶論”。當時就有許多日本學者跟著當時的政治思潮而產生了一種要把亞洲作為一個空間來研究,建立一個亞洲文化或者知識共同體的一個想法。

      

       最近這些年來,我感覺到特別麻煩的是這樣一件事情。日本、韓國很多學者,幾乎可以說是主流學者,在書寫歷史的時候,研究文化的時候,都喜歡用“亞洲”這個單位。從宮崎市定以后,他們就特別愛講“ァジァ史”,這簡直成了風靡一時的東西。到了九○年代,在韓國、日本和中國,就出現了一個高峰和熱潮。比如說,在中國大家都比較熟悉的像溝口雄三這樣的學者,他和其他日本學者主編了一套影響很大的書,一共七冊,叫做《ァジァから思ぇ》即《從亞洲出發思考》,同時,日本和韓國學者又寫了一系列以亞洲或東亞為主題的書。大家記住,這個時候說的亞洲,實際上就是東亞。

      

       可是,日本和韓國學者的這一些做法和想法很有吸引力,現在有一些中國大陸的、臺灣的、香港的學者,也去談論亞洲和東亞。我當然理解,用亞洲作為一個空間單位來研究歷史,有一個好處,就是它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局限性,這是它的好處,我們也承認它的意義,但是也要注意,在談論這個“亞洲“或者“東亞”的時候,人們也很容易忽略一些歷史問題。

      

       所以,下面我們就來講一下我對這個“歷史問題”的看法。請注意,在標題上,我們用“十七世紀中葉”這個詞語,實際上講的就是滿清帝國。滿清帝國是一六四四年建立的。


    參、明以后無中國:朝鮮人這樣看清帝國


       我們首先來看朝鮮。下面是一個朝鮮使者來中國寫的詩:“自古中華帝者都,只今回曩涕空雙。山川不是陵為谷,風景殊非河異江。萬代衣冠終泯滅,百年流俗盡蒙喪。夜來僧舍愁無寐,月滿空庭風打窗。”在他的詩句里,過去的北京還是“帝者都”,用“帝者都”這個詞,無論在文化上還是政治上,還是認同中國就是明帝國的。但是,大家看到詩中提到:“萬代衣冠終泯滅”,這就不同了,為何朝鮮人會這樣說呢?這便是下面要說的故事了。

      

    最近,我花了很多時間來看《燕行錄》,而《燕行錄》就是朝鮮使者到中國來出差,寫的日記、散文或詩歌。這種日記是非常細致的。現在的韓國學者和日本學者已經編了一共一百零六冊。其中明代的有一些,主要是清代的,滿清帝國在一六四四年建立以后,這兩三百年間,正月、冬至、賀歲時以及皇帝生日等等時間,朝鮮的使者要到北京來朝賀,他們對中國的觀察,非常仔細,仔細到讓人簡直不能想像的地步。同時,這些資料非常的多,現在有一百卷是韓國教授林基中他們自己編輯出版的,還有六卷是日本學者,京都大學的夫馬進教授搜集了在日本保存下來的《燕行錄》。我看過其中的大部分后,有很深的感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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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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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3卷第1期(總第5期) 2006年6月頁27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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